陈桥兵变新探：“失败者”的历史被遮蔽，不能一味迷信正史( 六 ) 作为赵宋代周

以上三种说法中，韩通之抵抗从无到有、从微弱到激烈，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究竟谁是谁非呢？从各书的写作背景与特点来看，持逃家被杀说的三本史书中，《隆平集》是北宋官修《五朝国史》的草稿本；《涑水记闻》的写作是司马光为了编写一部宋朝的当代史——《资治通鉴后纪》而作的资料汇编；《东都事略》则是南宋人撰写的北宋史，所以三书都强烈地带有书写现代国史的意味。在这样的写作背景之下，美化本朝之开国史就成为它们共同的写作倾向，所以韩通不和谐的抵抗行动就在其笔下被悄悄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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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两种说法尤其是抵抗至死说，有力地挑战了第一种说法，但也必须谨慎地加以解读。《闻见近录》等书的描写固然惊心动魄，但这些描写更加近于戏剧化了的情节，四库馆臣因此将其列入小说家类。其所记固有夸张，但又不能因此抵消它们的价值，四库馆臣评价《闻见近录》时亦言：“所记朝廷大事为多，一切贤奸进退，典故沿革，多为史传所未详，实非尽小说家言也。 ”[18](卷140 ， P1193)况且，主张抵抗说的王巩、苏辙、吕中、王楙等人也都是宋人，没有缘由要编造故事来为本朝开国史抹黑。其他的一些记载也可以佐证“抵抗说”：

“太祖皇帝在周朝受命北讨，至陈桥，为三军推戴。时杜太后眷属以下尽在定力院。有司将搜捕，主僧悉令登阁，而固其扃鐍。俄而大搜索。主僧绐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 ’甲士入寺登梯，且发钥，见虫网丝布满其上，而尘埃凝积，若累年不曾开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顷，太祖已践阼矣。 ”[13](卷1《定力院搜索不得》， P83)王明清《挥麈后录》则直言其中之“有司”正是韩通；而“大搜索”一语，亦可见行动规模之大。而持“抵抗说”者也同样遮蔽了另外一段史实，即他们为了突出韩通的抵抗，大多略去了兵败归家的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