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治理路在何方？哲学和社会学双重视域下文化政策的演进( 五 ) 今日看点互联

公民与消费者是逻辑中心主义下的双重身份，他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两者互为形影，国家主体相对理性主体。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公民和消费者在文化领域交流的全球性讨论中凸显出来。前者授权政府运用税金制造文化，后者则被推向拥有购买文化的自由意志。因此，对于文化领域的主体性产生了两种效果模式。

第一种模式源于社会科学，可以应用于任何地方，称之为国内效果模式（domesticeffectsmodel）。这一模式关注的是诸如教育和公民秩序之类有关公民身份的关键问题。它把屏幕视为指导乃至误解公民的机器。屏幕能够渗透年轻人的头脑，激活或危害学习过程。国内效果模式假定视听媒介对公民有两种影响。一方面，它可以提倡“好的行为”：学习和自我控制；培训和超我；准备和责任。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诱发每一“积极”效果的相应对立面：无知和自我放纵；臆测和本我；懒散和自私。例如，电影《我不是药神》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反映了当下的热点关注现象，借助屏幕表达语言，传递了一种对人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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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模式是一种特定的和政治性的模式，称之为全球效果模式（globaleffectsmodel）。它既是“主流”对生产力增长和衰退的关注的中心，也是“少数人”要求根除性别、能力或种族刻板印象的中心。今年上映的《流浪地球》，暂且不论其电影特效的精良与否，单就其表达的核心内涵而言，电影本身就着眼于人类面临共同的生存危机时，团结奋进争取希望的宏大主题。

全球效果模式注意的是作为集体的人类主体表现出来的风俗知识和爱国情感，即民族文化的积淀，而国内效果模式经由可复制的实验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类主体的认知和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