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元︱被遗忘的“和平之神” ：一位晚清上海地方官的奋斗( 三 ) 原标题：王启

即便是战火纷飞的日子，进士出身的刘郇膏还是很重视乡邦史乘的搜集整理；虽然咸丰年间主政上海的刘知县没有时间和精力修出一部“咸丰上海县志” ，但他在搜罗文献方面还是为后代学者做出了贡献。刘郇膏在任上找到了之前被认为不传的《嘉靖上海县志》，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古老的上海县志。近代著名学者陈乃乾在《嘉靖上海县志跋》中提到这种珍本方志的价值时说， “新志虽出，而旧志仍不能废” 。刘郇膏在咸丰十年得嘉靖《志》后，延请宝山人蒋敦复重修县志的“沿革表”“官司选举表”“宦绩人物传”等卷，虽然未能成书，但都被以俞樾为总纂的《同治上海县志》所吸收，成就了“门类允当，脉络清晰”的经典志书之作。

战火洗礼

在各种传记中，都把稳定上海局面作为刘郇膏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最大的成绩，他也因此在战后由县令被升为松江同知、江苏候补知府直至布政使。当然，一开始刘郇膏还是颇擅出击的，在小刀会起义时，在嘉定有土匪名为相应、实为作乱的情况下，坐镇娄县（今松江区）的刘郇膏带领民兵便平定了嘉定县。咸丰十一年太平军第一次东攻，连下上海周边诸县城，刘郇膏孤守上海，他的老上司、时任江苏布政使的吴煦（1809-1872）要他迎战浦东的太平军，刘知县硬着头皮出击，大败而归，自此他坚持固守待援。不过吴煦还是在这场事变中，找来了刘郇膏的同年、淮军的创始人李鸿章，又以出卖本地利益为代价，招募英法军事势力共同防御，终于在之后的战斗中安定住上海。吴煦于次年（同治元年）因“洋枪队”改“常胜军”及军中洋将“殴官抢饷”事被革职，名声大减，《清史稿》里也对其略有挤对之意，且把最终守住上海最大的功劳给了刘郇膏。《清史稿》有这么一段：

（李秀成）进犯上海。（刘郇膏）登陴坚守十馀日， “贼”不得逞而去。时大吏萃居上海，或议他徙。郇膏曰：“沪城据海口，为饷源所自出，异日规复全省，必自此始。奈何舍而去之？”

从刘传上下文可以看出，那位不具名的“大吏” ，就是时任江苏布政使吴煦，而他的一大罪名就是曾经想弃城而走，但遭到知县刘郇膏的断然拒绝。不过刘的理由也有趣：因为上海对外贸易发达，是军饷最好的筹集之所，所以这里会是克复全省、夺回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的开始之地。如此犀利且具全局性的观点，出自当时仅为县令的刘郇膏之口，实在有些出乎意料。事实上，在老同年李鸿章嘴里“吏才欠精核”“不善理财”的刘郇膏，好像并没有沾染到什么华洋杂处的沪上习气（“沪中人才多染习气，惟刘郇膏朴实爱民” ，见李鸿章致曾国藩书），似乎也说不出“为饷源所自出”这样的话——那句话其实倒更像是李鸿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