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凭什么要当帝王的老师？( 三 ) 公元1086年春

宋儒相信，远古时代的“三代之治” ，是“道统”与“治统”合一的理想形态， “三代”之后， “道统”与“治统”彼此分离，势不再合。用南宋大理学家陆九渊的话说：“古者势与道合，后世势与道离。 ”同时代的朱熹则干脆宣告：秦汉以降， “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这一宣言，在中国政治哲学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可比“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在西方政治史上的意义。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 “三代之世”是不是真的出现过一种完美的政治形态，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根据朱熹的界定：不管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他们只是获得了统治权的传承（治统）；并没有自动继承“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道统）。 “道统”与“治统”从此分离了，只得到“治统”的皇权显然不再是整全性的，而是有了一个大缺口，这个大缺口便是缺席的“道统”；而“道统”虽不行于世，却由儒家艰难地传承下来，独立于“治统”之外。借由“道统”的力量，儒家也获得一个一定程度上抗衡皇权的伦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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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士大夫凭什么放言“君德成就责经筵”？凭什么驯化皇权？凭什么在经筵中充任“帝师”？这些问题追问下去，答案只能是：“道统”与“治统”已经二分，且“道统”高于“治统” ，因此，作为“道统”传人的儒家当然有资格、有责任教化皇权。这个道理，宋人已经说出来了：“盖世儒以尊君为说，而不暇于自尊耳。儒者固不当自尊，而在朝廷则尊君，在经筵则尊道，亦各当其理耳。 ”朝廷之上，士大夫为臣，故当“尊君”；但在经筵中，士大夫的身份已经转变，成为“道”的化身，贵为天子，也得“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