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丨煽动仇恨的威力，极端媒体在卢旺达大屠杀中的作用( 六 ) 多学者表示

媒体非常敏锐地意识到政府的变化。官办媒体小心翼翼地跟随着政府的脚步，拿捏着报道的分寸。但也有学者指出，在1990-1993年之间，官方媒体之间也秘密展开了排挤温和派采访人员与编辑的行动，大量带有激进色彩的胡图族青年员工走上一线。《康古拉报》激进的发言并没有受到政府部门的干预，相反，鼓励了其他媒体进行激进民族主义的话语尝试。其中走得最远的，就是RTLM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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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表示，这些媒体并非屠杀的真正指挥塔，但他们也不能否认，这些极端媒体促进了大屠杀的进程。在集体暴行的背后，来自RTLM电台的声音时刻萦绕，或是煽动，或是鼓励，或是提示图西人的方位。媒体发明了全新的叙事体系，为暴行提供合法性辩护。建国后的卢旺达虽然落后，但依然是有一定法制化的社会；大部分卢旺达人都信基督教，对暴力也不热衷。极端媒体的任务就是，以浪漫化的语言来描述杀戮过程，并通过话语模式的变化，让其完成“自我说服” ，克服对暴力的不适感。鲍曼指出，在奥斯维辛中， “最终解决”、“疏散”、“特殊处理”等词汇被艾希曼等职员采用，用以取代了血腥词汇。在屠杀开始之前， RTLM的评论员们开展了“制造话语的竞赛” ，不断推出仇视图西的新话语、新修辞、新表述，为杀戮狂欢输送话语军火：比如“砍树”、“清算”、“消灭蟑螂”、“完成工作量” ，有的话语甚至还将这一行为上升为爱国层面，比如“保卫国家”、“捍卫民主”、“为总统报仇”等。就连在教堂的杀戮，都带有了暴力仪式的色彩。心理学家米格拉姆曾提出过“替代性良知”的概念，即是：原有的良知被阻挡了，从而生产出带有替代性的“新良知” ，后者与暴行本身完美拼接，从而令施暴者获得了良心上的自洽。这个“替代性良知”的获得，就是来自于全新的话语建构——它粉碎了旧词，发明了新词，将杀戮行为偷换为保护国家的一种必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