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丨煽动仇恨的威力，极端媒体在卢旺达大屠杀中的作用( 七 ) 多学者表示

在战后的联合国卢旺达法庭上， RTLM的FerdinandNahimana,Jean-BoscoBarayagwiza ，《康古拉报》的HassanNgeze——的审判已经完成，均被判2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尽管这宗案子涉及新闻界自由的尺度问题，但美国检察官拉普先生告诫：不要拿言论自由来作为幌子。即使在美国， “如果利用媒体下令袭击，那也不会受到保护。 ”

四

同年7月，爱国阵线与乌干达军队击败了卢旺达政府，胡图人因为害怕被报复，又开始四处逃窜，从而出现了大量的难民：作为杀人者的他们，后来又变成需要救助者。直到联合国的介入，才终结了危机。

卢旺达大屠杀并不是一次“野蛮的返祖运动” ，而是一次有策划但最终失控的国家暴力。它来自低级的宣传话语策划、来自政府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来自于对种族问题的纵容和漠视。总体而言，它是失败国家的一次失败实验，一次试图激起民族主义浪潮以对抗国外势力却造成国内屠杀的糟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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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启发性的是，如果一个社会处于“危险区域” ，那么出现不可控因素则是迟早的事。意识形态很可能会塑造一种情境，并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加固、排异，直接“渗透”入公众的生活之中。极端情境往往是社会暴力的土壤。冲突的逻辑成为社会个体的主导思想，同时为暴力行为提供合法性，部分人甚至会热衷于使用暴力。媒体塑造极端情境也是危险的行为，这意味着大规模的社会暴力成为必然到来之物。纵观20世纪的很多大规模人道主义悲剧，比如德国纳粹主义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柬埔寨红色高棉的“社会净化运动”中，都存在着特殊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