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的律师就能完成上帝的工作吗？《我们与恶的距离》(2019)( 五 ) 《我们与恶的

可是在观察这位年轻导演的精神状态之后，王赦并没有提醒家属马上带他去找专业医生诊断，更没有提醒家属对他的行动加以约束。的确幼儿园中这位导演对小朋友并没有表现出暴力倾向，可是王赦对这种疾病后续的症状了解吗？不久保释出来这位年轻导演就对自己的姐姐拔刀相向。即使不表现出暴力倾向也不行，随随便便不让小朋友放学回家，引起的恐慌和伤害，在精神疾病患者的行动自由权力面前就微不足道了吗？

保护一个弱势群体的权力，而有可能损害其他人的权力，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虽然我不知道怎样做才会更好，但是我觉得王赦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保护精神疾病患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在政治上有着不容置疑的正确性。但是判定精神疾病患者的是否具备自由行动的权力，不是应该由精神疾病医生来做的吗？如果说现行制度存在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那么应该试图去健全完善相关制度，而在制度没有修改之前，即使再置疑这种制度作为一名律师来说，首先应该遵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而且再怎么修改，也无论如何轮不到一名律师，来决定一名精神病患者是否具有自由行动的权力。

一部社会题材影视作品，观众解读的方向千差万别，恰恰意味着这部作品的成功。不要说我的一家之言算不得准，即使权威的法律和社会学专家，现在也无法给出更合理的解决方案，而让更多人的去关注，去讨论，就是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