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农民工在南京600年的古墓内打地铺被劝离( 三 )

  江西人名叫王奉安,平时也住在亭子下的长廊里。区别在于,他靠捡废品为生,偶尔还会有好心人送来衣物和吃食。脚上那双40码的361°运动鞋,就是一位游客向他问了码数,特意买下送来的。

  儿子们打电话关心,王奉安很少会接,“你管你的,我管我的”。王奉安甚至想在今年断绝这种往来,“我不跟你讲话,不要你的钱,看看会不会成功”。

  除了家庭特殊和经历奇特的人,流落至此的也有普通打工族。陈广虎的家在安徽马鞍山,距离南京只有几十公里,近到“骑着电动车就可以回去”。每年收完水稻、老家没活干的时候,他就跑来南京打短工,一个月收入三四千元。

  为了省钱,陈广虎的住宿问题也经常在墓园里解决。有时候,他会跑到不远处的鼓楼医院,和患者家属一样,在走廊上打地铺睡。除此之外,肯德基也是一个好去处。唯一要注意的是,早晨必须在五点多钟醒来,否则就会被保安赶。

  这些年在外露宿的经历,陈广虎从来没告诉过妻子和孩子。“这哪能让他们知道呢?”

  没活干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到街上闲逛,最多一天走了8万多步,微信运动经常占领封面。每次穿过灯红酒绿的城市,陈广虎只是边走边看,不会通过吃饭以外的任何消费去尝试融入。“很明显,我和这里远得不是一点半点。”

  “穷到连鬼都不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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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日这天,朱路路站在地铁站广场上算了算,意识到自己最近一次干活已经是8天前,“银行卡里只剩下几百块”。具体数字是多少,他没有透露,只说过去半年多一直处于缺钱状态。

  朱路路也曾想过改变。3月中旬的时候,他听说有家电子厂在招人,一个月算上加班费能拿4000多元,便打算去做份长期工。

  结果没出三天,他就吵着要离开。“天天过闸机门,什么都没带它就是响,响了就要重新过,我急眼了就不干了。”事实上,除了管理规定,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进厂后发现收入似乎达不到被承诺的那么多。

  就这样,朱路路又回到了街头。没有固定的工作,他要考虑节流,尽可能地减少生活成本。吃住问题排在首位。但比起吃饭,住宿对他来说更好解决,将就一下也能过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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