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996”工作制、劳动市场结构和户籍制度改革( 五 ) 原标题：邵宇

日本和韩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迈向了高收入发展阶段，而中国，从2010年算起，到2022年左右跨入高等收入国家，中间还有12年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面临的潜在增速下行的压力更为显著。

如前所述，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无法扭转中国生育率不断下行的趋势，因为生育率不仅取决于制度，更取决于经济所处的阶段。人们选择是否生育，以及生育几个孩子，多少会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进行核算。在户籍、教育和医疗等各方面制度不健全，房价高企和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困境并存的情况下，生育成本非常高，而收益却相对较低，再加上前期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导致中国总和生育率（女性平均生育数量，详情请见笔者的另外一篇文章）过快下行。

但是，中国的城镇化率还较低，着眼于流动人口的户籍制度改革仍大有可为。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划分为3个群体：城镇户籍劳动力、农村户籍劳动力和在城镇打工的非城镇户籍劳动者。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目前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3.37% ，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缺口为16.2% 。放开户籍制度的限制，不仅有助于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还有助于提升劳动力参与率，因为相比而言，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城镇户籍劳动者的年工作小时数较低，在面临经济波动时，还会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到农村。

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在逐步放开户籍制度的限制，但过去几十年的实践，基本上是一种自下而上推行的，所谓“因城施策” ，缺少顶层设计，这种方案的好处是因地制宜，坏处是容易出现“合成谬误” ，即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悖论，地方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大多是从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而言的，不一定有助于整体经济发展，而且往往与“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相悖。比如，广东省实行的“农名工积分制入户城镇”的办法，仅限于拥有本省户籍的农名工，而重庆和成都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受益者则仅限于本市户籍的农民。发改委文件中提到的“全面” ，就是要将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国家发改委统一发文，意味着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进入新阶段，即中央统筹与地方推进相协调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