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文化之战：曾国藩是如何剿灭太平天国的？( 三 ) 平定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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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对方已经是不齿于中国的夷狄，所以，战争中和战争结束时，曾国藩及其湘军对被俘的太平军将士一律“剜目凌迟” ，绝对不讲儒家的“仁义”和“仁者爱人” ，不讲温良恭俭让，不实行“仁政” ，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这表面上看似乎矛盾：曾国藩饱读圣贤书，崇奉孔孟之道，标榜仁义敦厚，倡导礼仪教化，是大儒仁者，却又杀人如麻，对同是中国人的敌人极端残酷——残酷得连帮助清王朝镇压太平军的洋枪队的英国军官都有非议。曾国藩的行为似乎体现出双重人格，其实不然。就像曾国藩对英人解释虐杀俘虏是中国国情和文化、无碍仁政一样，曾国藩的大儒仁者形象与杀人喋血的“曾剃头”形象，不是性格的两重性而是滋养曾国藩的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的两重性，是儒家文化的二元结构决定的，并因此成为文化和国情的题中应有之义。

余生也晚， 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的时候还是个青少年，听广播里天天连篇累牍地批判孔子，说他满口仁义道德，仁者爱人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可是一做了鲁国司寇，就诛杀了持不同政见的少正卯。那时“四人帮”的歪理邪说整天价灌输，民间里实很反感，这逆反心理使我以为“四人帮”又是在胡说，孔夫子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及至“四人帮”倒台后上了大学，看了史书后方知历史上确有其事。当然，这不是说“四人帮”的出于政治目的的污蔑性的批孔是正确的，他们不过是利用这件真实的历史事件另有图谋而已。在大学课堂上，从《论语》到《孟子》到各种典籍，那些学富五车的教授尽情讲解，我们怀着崇敬之心恭听和学习，感到那个不断谆谆教诲弟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泛爱众的孔圣人，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一朝权在手就铲除异己的孔司寇联系在一起。但此后随着读书稍广年事渐长，对这样的事情也就有了文化意义上的理解。所谓从文化上理解，是指了然了儒家文化的二元性：一方面提倡仁者爱人、温良恭俭让、兼善、泛爱众，一方面，又在上智与下愚、大人君子与小人妇女、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间，作了严格的界定和“阶级划分” ，其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仁义爱人之道是不轻易施予下愚和被治者之流的。这上智与下愚、治人者和治于人者、正统与非正统、礼仪之邦与化外蛮夷的区分，在种族、民族与国家关系上就演变为华夷之大防。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潜台词就是：这“心异”的化外夷狄，未受文明之光普照和洗礼，不仅非我族类，实质也非文明之人类，说严重点与禽兽等类。因此，对这类夷狄的诛杀打击残酷迫害，自然无伤仁义之道，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仁义或仁政施予的对象。这样的思想逻辑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泛滥、泛化、演变与扩大，夷狄已不单指非我族类的化外蛮民，与正统主流治人者悖逆的所有敌人、敌对者，其实都被归类为“匪夷所思”的夷狄或类夷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