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文化之战：曾国藩是如何剿灭太平天国的？( 二 ) 平定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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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随着对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农民起义和革命的历史作用与意义的充分肯定，史学界和一般时论对曾国藩进行了新的历史定位， “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和清王朝的封建帮凶，成为评价曾国藩的不移之论。可是，正如俗谚所谓“风水轮流转” ，近些年对曾国藩的评价又几乎来了个大颠倒，曾国藩的包括家书家训在内的各种选集和文集成为图书出版市场的一大热点和卖点，各行各界阅读和崇拜曾国藩的大有人在，连应试压力沉重的中学生阅读长篇小说《曾国藩》的也不乏其人，据说在党政干部队伍里阅读曾国藩的家书著述以为借鉴者更是所在多有，几乎成为一种“风尚” 。我就在一次集体性的外出考察中亲见一位年轻有为的厅级干部，在车船劳顿之余孜孜不倦读“曾书”的情景。历史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的沉浮荣辱褒贬臧否，真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尤其像曾国藩这样复杂而又大有影响的人物，真个是一言难尽，欲说还休，令人有“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感慨。

我不是“追曾族” ，但不否认曾国藩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的重要与复杂，更正视曾国藩的言行对近代以来诸多伟人枭雄和芸芸众生产生的深远影响。不过，读完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联系历史上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不由得产生了疑问和困惑：饱读圣贤书、以“忠信笃敬”律己律人、信奉儒家仁者爱人的恂恂儒者曾国藩，为什么又是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曾剃头”?二者在他身上是如何统一和沟通起来的呢?

曾国藩本是湖南湘乡的耕读缙绅之家的子弟，六岁入私塾，十六岁外出就学于湘乡涟滨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二十三岁在湖南乡试中举后往北京参加会试，两次失败后终于在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直至任礼部右侍郎。在京期间他苦读古文，圈阅二十三史，拜高官大儒为师，精研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并以继承和中兴桐城派的道统与文统为职志。太平天国起义后挥师两湖两江期间，曾国藩以丁忧在籍身份奉命兴办团练乡勇，开始了镇压太平军的戎马生涯。出兵之际，曾国藩亲自撰写和颁布的“讨逆”檄文中，指斥太平天国以耶稣新约之说取代孔子之经，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 ，从而把自己率兵为清政府讨伐汉族“反民”的行为，与捍卫中国文化和“国脉”的“道统”联系起来，使之具有了护国、护法与护教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据后世的研究者说，曾国藩的这一“师出有名”的“招法”是颇为有效、相当高明和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我们知道，满清入主中国之后，一方面对满汉之大防看得相当重要，满汉之间的界限和地位划得相当清楚;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文化固有的华夷之辨、以及由此把满族归类为“夷狄”的所有“忤逆”言行，极尽打压之能事。为此，清王朝大兴文字狱，所谓的康乾盛世也是莫须有的文字狱鼎沸之际，由乾隆爷举事作为其文治武功标举，且被后来人盛赞的《四库全书》的修撰，目的也是为了芟除中国典籍文化里所有不利于“夷狄”统治的部分，其对中国文化的破坏远大于建设。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对那个湖南籍的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造**的秀才曾静的“循循善诱” ，把二人的对话编为《大义觉迷录》并派人到处宣讲，目的也是为了剪除不利于清王朝统治的华夷之思，强调满族也是华夏之正统。曾国藩把自己受朝廷之命兴兵讨逆的行为说成是保卫孔孟之道和中华文化，而不仅仅是保家卫国，这对一般大众和知识分子是具有相当号召力的，把带领汉族兵勇打击另一伙汉族为主体的起义军队、保卫清王朝统治所可能引发的华夷之辨巧妙地回避掉。同时，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说成是信奉耶稣新约而拒斥孔孟的忤逆之徒，这在法理和逻辑上实际把太平天国划入了“夷狄” 。历史和逻辑在这里掉了个个儿：曾国藩及其湘军维护的、本来属于真正“夷狄”的清王朝成为华夏正统和道统的代表者，而以汉族为主体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者则成为夷狄之属，华夷之辨以如此的面貌出现在清季上演的这出历史大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