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华标准”重审西方文明史，能看到什么？( 三 ) 原标题：以“

19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元年。这一年安特生根据此前掌握的情况对周口店发现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存进行了挖掘，出土了大批化石材料。来自加拿大的协和医院教授步达生DavidsonBlack随之将发现的化石命名为“北京直立人” 。同年10月，安特生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对河南省仰韶新石器时期人类遗存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两年后又相继发现了甘肃齐家文化、青海马厂文化等遗存。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局面就此打开。虽然最初的这些考古发现公认是安特生等人的成就， “仰韶文化”也是安特生的命名，但值得庆幸的是，后续工作很快就被陆续归国的欧美中国留学生和本土中国学生接手了。 1928年国民政府组建了中央研究院，院内设立国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留德归来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立即成立了考古组，开始挖掘殷墟，留美归来的哈佛大学博士李济担任项目负责人。【6】

1929年，刚刚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毕业不久的裴文中在周口店发掘出了第一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进入本土学者主导的时代。随着安阳等地考古工作的展开，李济、徐旭生、苏秉琦等人的研究成果纷纷成熟， “上万年的文明启步”、“六大考古文化区系”、“满天星斗说”等独创的考古学说也先后创建。中华主体的现代考古学自此滥觞，并大踏步走出了自己的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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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科学院考古所建立时的主要成员。左起：苏秉琦、徐旭生、黄文弼、夏鼐、许道龄、陈梦家（图片来源http://www.sohu.com/a/305226451_597685）

70年对话5000年，今天的中国人应该向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第一代中国考古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尽管现代考古学的兴起也对中国传统的历史学研究造成了冲击，导致疑古思潮兴起，但这是中国本土学界自我更新浴火重生必经的过程。正如史学家翦伯赞所言， “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8】。相较于西亚各国学界长期被西方学者控制的情况，中国实际上在第一时间就将本国文明史研究的“学术主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就在安特生与1926年在斯德哥尔摩建立东方博物馆的同一年，时年32岁的李济就在曹云祥和梁启超等国学大师支持下在山西南部开始了中国学者的首次现代化考古之旅。【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