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谈巴西政治①：卢拉主义危机与迪尔玛的执政困境( 二 ) 本文原载于20

从表面上看，去年10月的投票结果是毫不含糊的，劳工党（theWorkers’Party ， PT）在执政14年后被全盘否定，连其存续也岌岌可危。巴西历史上最受欢迎的统治者——卢拉已被莫罗监禁，等待进一步的判决。他的继任者在第二个任期中期被赶下台，实质上成了弃儿，在地方参议院竞选中沦为耻辱的第四名。这种逆转何以产生？它一定程度上出于偶然，还是在某些方面已成定局？该怎么解释激进主义的结局？与巴西过去五年的突变及其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相比，英国在脱欧问题上的装腔作势和美国在特朗普问题上的歇斯底里简直就是无事生非。

巴西政治的特点是意大利式的：错综复杂而弯弯绕绕。但如果对此没有了解，就无法把握这个国家的遭遇。 2010年，当卢拉卸任的时候——巴西总统有连任不超过两届的限制，但没有禁止再次参选——经济增速为7.5% ，贫困减少了一半，新大学成倍增长，通货膨胀率处于低位，财政预算和经常账户处于盈余状态，支持率超过80% 。卢拉挑选了他的幕僚长迪尔玛·罗塞夫（DilmaRousseff）作为接班人，后者在60年代是反抗军事独裁的地下斗士，此前从未竞选过选举职位。由于卢拉为她保驾护航，罗塞夫以56%的多数票赢得了选举，也成为巴西第一位女总统。迪尔玛执政初期，痛恨卢拉的中产阶级也更好地接受了她，两年来，她的冷静和能力为她赢得了广泛的敬意。但是，她接手的遗产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美好。处于高位的商品价格是卢拉时代繁荣的基础，但并没有改变巴西历来的低投资率和生产增长率。实际上， 2011年迪尔玛一就职，情况就开始反转，到2012年，经济增长率忽然降到1.9% 。 2013年，美联储宣布将停止购买债券，在资本市场上引发所谓的“减码恐慌”（tapertantrum），引发外资流出巴西，国际收支恶化，通胀率上升，繁荣昌盛的太平岁月宣告结束。

政治上，劳工党政府从一开始就欠下了一笔债。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重新民主化之后，三个最大的政党出现：在中右翼是以“社会民主”为幌子的巴西社会民主党（PSDB），它是大企业和中产阶级的大本营；在中间是理论上“民主”的巴西民主运动党（PMDB），在农村和小城镇拥有庞大的裙带关系网络，用联邦或省级的慷慨资助为其在地方的巢穴插上羽毛；在左翼，是劳工党，唯一一个不只是由地方名流及其下属组成的政党。然而，除了这三者，在巴西大型选区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开放名单制度，大量没有意识形态倾向的小党派激增，为他们的领导人榨取公共资金和好处的新发明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位总统能够领导一个拥有超过四分之一议会席位的政党，而这是所有重要立法通过所需的最低票数，这使得政党联盟成为组织政府的条件，而利益分配则是结盟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