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看破礼教吃人的人，投降了( 四 ) 《狂人日记》

批判社会的焦点，从官场转向人性

从梁启超提倡并亲身实践小说界革命以后，晚清谴责小说都在批判社会，而且不约而同地把官场视为中国社会问题的焦点。

反过来，如果不是批判，梁启超用幻想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遥想他日富强，可是关键的成功要素，说到底也还是改造官场。

《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说，他想编本教材，教他们学习，学到高等毕业以后再放他们出去做官，自然都是好官。

这个愿望美好而幼稚，但这里的“他们”值得注意——说明写书人和读书人其实都不是官场中人，但中国社会的关键却是在官场。

现在我们看到鲁迅的不同了，鲁迅认为关键不是官，也不是民（把民作为中心是50年代以后的事），或者说也是官也是民，要点就是人，具体说就是苦难中的国人。

文学的焦点从官转向人，这就是“五四”的意义。

从那一代作家的具体经历看，当然这种树立人的想法，是他们在留学时期接受了欧洲人文主义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但是从读者、社会接受的角度看，这种人的文学也是从晚清的官场文学自然而然地发展过来的。

第一，官员之贪背后是否也有某种人性的依据？

第二，即使换一批民众上去，是否也还会有贪腐、专制？

鲁迅自己在辛亥革命前后冷眼旁观，也对于这种新官旧政现象深感失望，当时绍兴那边换了一批新人，可是后来发现非常失望，这就促使鲁迅不再把暴露官场黑暗作为唤醒民众的主要方式，而是考虑更复杂的问题，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唯一看破礼教吃人的人，投降了(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