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年前的人们是如何评价达·芬奇的？想得太多，画得太慢(13) 图1/13图2/13

《新周刊》：交流是双向的，中国离达·芬奇好像也并不是那么遥远。我们在哪些方面是受惠于文艺复兴的？

李军：万历年间就是地理大发现之后、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的那个时代。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过来的。图中已经有了南北美洲、北极和南极；那时澳大利亚还没有被单独区分出来，是跟南极连在一块儿的。但那个世界观已经很接近于今天了。

全球化是由世界各地的人共同参与的。文艺复兴受到了东方的影响，但它同时复兴了古代，做了很大的综合，又把这种综合的结果传播到全世界，我们也受惠于这一点。我们小时候学的几何学，都是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

《新周刊》：文艺复兴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李军：文艺复兴时期再次回到古希腊、罗马，同时接受了来自东方的影响，它把人放在世界中心，就像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一样。这样一种观念，包括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对我们的影响，就是它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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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3

佛罗伦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摇篮。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第540期

500年前的人们是如何评价达·芬奇的？想得太多，画得太慢(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