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 | 高柏:美元霸权与大国兴衰( 四 )

1999年通过的《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Gramn-Leach-BlileyAct)废除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Act)的部分条款 , 削弱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的业务分离 。 2004年对净资本规则(thenetcapitalrule)的放松使投资银行开始增加债务 , 对影子银行监管的缺失使它们持有更多的债务 。 冒险行为导致金融机构欠下巨额债务 , 而消费者和家庭的过度借贷又导致美国家庭负债大幅度提高 。

国际因素则包括全球储蓄过剩和全球流动性过剩 。 所谓全球储蓄过剩是指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及资源出口国积累过多的资本;而全球流动性过剩是指货币供应过多 , 这在美国尤为显著 , 来自储蓄过剩国家的资金流入美国 , 提高了美元的真实汇率 , 从而导致美国生产可贸易商品和提供可贸易服务的部门萎缩 。 美联储通过降低利率促进经济发展和预防失业 , 而这种低利率导致对可贸易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过度膨胀 。 与此同时 , 流动性的过剩供应使真实利率处于低位 , 这导致美国消费者信用的快速增长和美国家庭储蓄的急骤下降 , 过度消费导致了巨额的贸易赤字和大量的美元资本外逃 。 当美元呈弱势时 , 实行浮动汇率的他国货币被迫升值到失去竞争力的水平 , 而实行钉住汇率制的他国货币为把本国币值保持在低水平 , 不得不在公开市场上进行干预 , 这种情况就导致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激增 , 并最终流入美国 。

因此笔者认为 , 为了解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 , 有必要剖析形成这些国际、国内因素背后的推动力 。 本文将重点分析战后国际金融秩序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 , 揭示美元的关键货币地位与美国为国际经济提供流动性而产生的国际收支赤字 , 是流动性创造机制中的铸币税问题和国际收支调整机制中的“善意忽略”(benignneglect)问题的制度根源 。 这些制度性缺陷在3个方面影响了美国:首先 , 联邦政府强调其政策自主权 , 通过欠下大量债务同时为追求多重政策目标融资 , 由此产生的政府预算赤字和联邦债务是形成全球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其次 , 美国金融业强调信用创造的竞争力 , 将社会上的各种资产债券化 , 进行高杠杆放贷并逃避政府监管 , 这些做法直接造成的各种变化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最后 , 受到美元关键货币地位的影响 , 美国制造业引领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发展 , 这造成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和欧佩克成员国为核心的全球储蓄过剩 , 随着跨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加剧 , 美国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被严重削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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