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兰多·费吉斯：欧洲人身份的建构与当下的挑战( 四 ) 本文由“理想

这么说吧，因为他们都是艺术的实践者，当艺术真正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时，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接着，我开始越来越多地阅读相关的材料，关于艺术家、企业家以及出版行业，尤其读了许多歌剧方面的经济运作模式。这一切组合起来，构成了十九世纪的欧洲里很多极有趣的事情。所以，我想到这个角度的原因就如此简单。

我也花了很多时间，琢磨如何让一本书能从这个角度来结构能行得通。因为你有这个微观层面，即这三位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同时你又有一个宏大叙事，即文艺与资本主义，以及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比如书籍、绘画、歌剧如何依靠技术、市场，传播到整个欧洲。小故事与大故事，我一开始也不确定它们是否可以被融为一体。所以，对于这本书，我进行了许多精心构思，最终我写出来了，但愿我的尝试成功了。

郝汉：您提到，在十九世纪，文艺作品借助铁路交通、资本主义市场在欧洲大陆迅速流传。如此一来，欧洲各国人通过这些作品，看到了欧洲人共同拥有的、蕴含于这些作品之中的所谓“欧洲性” ，从而开启了文化上的“欧洲人”认同。那么，具体来说，有哪一个文艺作品可以作为一个力证，来说明这一点？

费吉斯：对于整个欧洲而言，我认为很难说出单独哪一个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的东西能说明这点。但是，我认为可以用某一形式的文艺作品来说明这一点，比方说歌剧。歌剧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流行现象。那时的歌剧可不同于今天，仅被富有的精英们欣赏。尤其在意大利，歌剧极为流行，一个人当时听最新的歌剧就可以说他成了一个“弄潮儿”了。

歌剧在欧洲传播的速度太快了，比方说，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歌剧，叫作《弄臣》。它仅仅在几年之内，就已经在整个欧洲巡回演出过了。不仅如此，歌剧也催生了一个衍生品，确切地说，就是品牌推广、商业推销这些东西。因此，可以看到当时兴起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与最时髦的歌剧联结了起来，并对歌剧的流行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