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学习如何做妈妈一名遗弃罪母亲的回归之路( 四 ) 职教|长宁|遗弃|长宁区|孩子

　　在刘美莲的记忆里，接下来那段独自抚养儿子的经历十分灰暗。为了照顾孩子，她只能打零工，收入很少。梁松每月1200元的抚养费和妹妹的接济，是母子俩的主要生活来源。他们换了几个住处，还曾租住在梁松姐姐家。但姐姐对他们冷眼相待，半年后，二人重回妹妹家50多平米的小屋蜗居。

　　2015年2月15日，时近春节，刘美莲又一次把裹着大衣、背着书包的刘世豪扔在长宁法院门外。

　　她后来说，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自己没钱、条件差，儿子跟着谁都比跟着她好。她至今记得儿子第一次从福利院回来时的抱怨：你给我吃的什么东西，我还不如去福利院呢。她下定决心不要这个孩子了，家里和他有关的照片、衣物等都被收了起来。

　　但她也会思念，偷偷抹了很多次泪。有一回，她凌晨三四点出门，沿着哈密路走到西郊百联。那是第一次接回儿子后，她和法官们为他庆祝7岁生日的商场。在空旷的大街上，她边走边哭。

　　第二次被遗弃时，刘世豪已经9岁了。他回到之前的福利院，几次转学后，磕磕绊绊地从小学毕了业。长宁法院的法官和福利院的老师一次又一次告诉他，就快找到你妈妈了，但他始终没有等到母亲的消息，在福利院里一住就是三年。

　　从说理到强制

　　直到2018年初，长宁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黄冬生调研困境儿童权益保障时，从民政局听说了刘世豪的事。他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遗弃犯罪案件。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区分局对此事刑事立案，移送到长宁检察院时，接手的是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检察官尤丽娜。

　　尤丽娜是“80后” ，却已在未检做了11年。她听前辈们说过，早在上世纪80年代，院里办理涉罪未成年人案件时，就会与他们的父母谈话，试图找出孩子个人与家庭的症结。 “我们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一开始方式比较简单，也没去想法律依据。 ”尤丽娜说。

　　相对成形的经验出现在2008年。当时，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与中国人口宣教中心合作，启动了针对涉罪未成年人父母的“家长课堂” 。但真正使用亲职教育一词，要到2013年后。据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宗宪介绍，那一年，海淀法院为涉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开设了“亲职教育课堂” 。

　　所谓亲职教育，是指监护人失职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受到侵害，对于失职监护人，司法机关可以要求他们接受监护、教养子女方面的教育。吴宗宪说，与最近的刘美莲案不同，之前很多年，大陆亲职教育的对象都是涉罪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的监护人，而且缺乏具有强制力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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