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惩戒权教师不敢接、不愿接举戒尺还须迈过几道坎？( 三 ) “我都捨不得罰

　　第一道坎，是“发育不全”的家校联动。昆明家长王女士有个正在上小学的女儿。作为教育惩戒权的坚定拥护者，王女士专门买了一把戒尺，在班级家长微信群中“推广” 。她坦言，目前教育惩戒权落地情况不容乐观，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有些家长不接受孩子被惩罚，只要有一个家长去学校、教育局闹过一次，就会让整个学校的老师不敢再行使惩戒权” 。

　　一些家长的“玻璃心”和“应激维权” ，成为横亘在孩子健康成长之路的“天堑” 。

　　家校共育心理学专家梁晓玲告诉半月谈记者，成人心理状态的不稳定，往往会投射到孩子的教育领域。 “父母的心是一片大海，孩子是海里的小船。如果大海总是波涛汹涌，小船怎麽能平稳航行？”梁晓玲说，家长抗拒教师适度行使惩戒权，对孩子而言，看似是心理保护，实则是心理磨损。

　　当然，近年来确有一些教师滥用惩戒权的负面事件出现。过度惩戒给学生身心造成伤害，也让一些家长忧心忡忡。家长与老师之间由此引发的不互信，导致不少地区家校共育的良性回圈没有形成。

　　第二道坎，是“暧昧不清”的界限细则。江西南昌站前路小学教师李屏认为，目前惩戒的形式、范围、程序等都缺乏明晰的法规界定，导致教师行使惩戒权出现“法出无源”的困境。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保障教师行使惩戒权的倡议和指导性档案，但细则的缺乏导致一些构想的操作性并不充分。

　　“确实不好把握尺度。话说多重算批评，多重又算辱骂？抄几首古诗算练习，几首又算体罚？”不少老师追问，行使教育惩戒权的界限尺度究竟在哪里？

　　“现在一些标准很主观，家长觉得老师爱孩子，批评就是惩罚，老师不爱孩子，批评就成了伤害。可老师爱不爱学生，这是个主观判断，边界在哪里？谁说了算呢？”张青云认为，要让老师用好“戒尺” ，关键在於有明确的法规细则为教师壮胆撑腰。 “只有细化、明确化，才有可操作性。不妨拟出清单式管理条例，既明确原则性的红线底线，又明确可以实施的惩戒方式内容。厘清边界，才能握住戒尺。 ”(刊於《半月谈》2019年第21期)

　　半月谈记者袁汝婷沈洋白靖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