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一位89岁老人严重中风后被迫辗转四家医院( 三 )
广州：一位89岁老人严重中风后被迫辗转四家医院。 候鸟般的病人和无奈的医生
章程母亲的经历 ， 总有结束的一天 。 但无解的问题 ， 依旧折磨着亲人 。 “如果一直留在第一家医院 ， 是否母亲现在已经病情稳定？” “从一家医院 ， 转往另一家医院 ， 医保总的费用并没有减少 ， 反倒加重了病人的负担 。 ” “如果找不到熟人转院 ， 是否母亲早已离开人世？” 住院治疗 ， 一直到情况稳定再出院 ， 这一合情合理、再简单不过的普适原则 ， 为何在现实中行不通了？最终 ， 呈现在患者及其家属面前的是无情的频繁转院 ， 而现象背后则是在医政、医保的双重政策叠加之下 ， 医院与医生疲于应对 ， 并难以避免地出现了行为扭曲 。 从医政主管部门的角度来看 ， 无论是床位周转率还是人均创收指标 ， 它们对公立医院的考核逻辑都在于 ， 在给定的资源之下——一定数量的床位 ， 或一定数量的医护人员 ， 应该尽可能地提高“产出” 。 这种产出 ， 有时以收治更多的病人来衡量（比如通过增加床位周转率提高病人收治率） ， 有时通过更多的人均收入来衡量 。 这一考核逻辑从医院服务供给端出发 ， 不乏合理性 ， 因为公立医院尤其是公立大型医院 ， 近年来正被日益推向公益性的、公共服务机构的角色 。 公立医院一方面带着公益事业单位的约束 ， 无法自主决定医生薪酬、诊疗项目费用和药价；另一方面 ， 在生存方面却被推向市场 ， 要靠自身的服务营收来养活医院和医生 。 于是 ， 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 ， 医院开始选择病人 ， 在创收和避免医保惩罚两个原则之下做选择 。 在公立医院改革尚未进展彻底时 ， 医改政策 ， 容易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当监管方发现一个“对策” ， 堵一个“对策”时 ， 却未曾料到 ， 最终受损的很可能是章程母亲这样的患者——一位89岁的老人 ， 在最需要住院的时候 ， 被迫不断转院 ， 成了“候鸟病人” 。 从医保监管视角来看 ， 在广东 ， 2018年元旦之前 ， 也即全省推广大数据DRGs医保支付制度之前 ， “候鸟病人”即已存在 。 那时 ， 广东省的医保支付采取总额控费制度 ， 一旦医院收治病人过多、医疗费用过多 ， 尤其是在年底有可能超出全年费用指标时 ， 医院就会推诿住院病人 。 广东省医保部门曾提出 ， 在2018年元月全省实行大数据DRGs之后 ， 每个病例都各自的DRGs病组付费 ， 越复杂的病 ， 分值就越高 ， 医院得到的医保支付就越高 。 在新制度下 ， 医院已经不会发生因费用控制而推诿病人的情况 。 但为何章程的母亲 ， 依旧会面临这种情况？ 广州某三甲医院一位脑外科主任直言 ， 各家医院还在熟悉大数据DRGs规则的过程中 。 在大数据DRGs支付制度之下 ， 某家医院在一个病组的分值（也即该病组可以从医保基金得到的支付金额） ， 取决于当年全市所有相同病组的平均分值 。 在这一规则下 ， 每家医院要到年底才能得到平均分值的数据 ， 从而得以与医保基金结算 。 于是 ， 医院对病组分值就缺乏前瞻性 ， 往往按上一年的类似病组的结算费用 ， 作为决定诊疗服务量的依据 。 在大数据DRGs施行仅两年 ， 广州各家医院尚在摸索新规则的情况下 ， 医院、医生自然不敢冒险 ， 尤其到年底时分 ， 更是对接收住院病人慎之又慎 。 负责看病的医生 ， 同时也不得不成为一个“算账的人” 。 而章程的母亲 ， 一位89岁的病危老人 ， 就在2019年的这个冬天 ， 在自己的家乡像候鸟一般辗转迁徙 ， 成为中国医改的这一特殊阶段 ， 各方因素叠加之下的最终遭遇的唯一承担者 。 （文中章程为化名 。 发稿前夕 ， 我们得知他的母亲于12月21日早上去世 。 ） 王晨|撰稿转帖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gwm7VfNJSQ6FV0Q0XYAJGw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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