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运河】作为大运河的重要组成，北运河与北京漕运记忆息息相关( 四 ) 作为大运河的重要组成，北运河与北京漕

石坝码头每年转运漕粮规模在330万石左右

明代通州仓的管理呈现金字塔式结构，最高管理者为户部，兼管者为户部下辖的湖广清吏司——“郎中一员，员外郎一员，主事四员，内三员管通州大运等仓” ，专管者为户部尚书或侍郎、坐粮厅郎中、仓监督主事等。清代基本沿袭明代的管理制度。而作为储备国家漕粮的基地，通州的漕运管理制度尤为严格。自明嘉靖七年（1528年）后，南来漕粮抵达通州土坝和石坝交卸， “既抵坝，以次验而收之” ，通州座粮厅“掌验收漕粮，转石坝、土坝之运。 ”按《漕运则例》，正兑米由石土两坝斛量起卸过坝，运进京仓；改兑米由土坝斛量起卸过坝，运进通仓。

起初，土石二坝每年行粮期间未设专官管理码头漕粮起卸转运事务，而是委官督理，设石坝起京粮委官一员，土坝起通粮委官一员。委官并非专官，而是“粮到而委，粮尽而罢，漫无专责” ，且“以他处之官管本处之事，以卑琐之员，当鸿巨之任” ，石土二坝漕粮转运因事无专属而奸弊丛生。明万历三十三年

（1605年）

，通粮厅署郎中周之翰题请“设立专官，以通州同知改管土坝，专督通粮事务；通州判官改管石坝，专督京粮事务，白粮附之。 ”此建议得到朝廷准许，同年三月添设石坝通州判官和土坝通州同知，分别督理土石二坝漕粮转运事务， “无事则居本衙门，有事则居二坝官厅，以便行事。 ”

清代漕运制度遵循明代，在土石二坝设分辖土坝通州州同一员和分辖石坝通州州判一员，分辖石坝通州判官“管辖军粮经纪、水脚、船户及白粮经纪、水脚、船户六项人役，催督漕、白二粮自石坝起，运至普济等闸抵大通桥，入京仓”；分辖土坝通州同知“管辖军粮车户、船户二项人役，督催漕粮至新旧城外，起车径入西仓、中南二仓交纳。 ”土石二坝均建有号房，号房是用于暂时存储漕粮的建筑，即所谓“栖粮之所” 。《（乾隆）通州志·漕运志》载：“按行粮之时，或风雨骤至，或搬运不前，全赖号房堆垛” 。

土石二坝和大通桥码头还设有袋厂， “凡各仓起回空袋暂贮上袋厂，空船随时带回，交下袋厂备用” ，以便装运漕粮入京通二仓，由运粮置袋经纪掌管。明代漕粮规模初无定制，成化八年

（1472年）

，朝廷规定每年漕运粮食数额固定为400万石，其中正兑粮米330万石，改兑粮米70万石。正兑京粮经由石坝转运，因此石坝码头每年转运漕粮规模在330万石左右，土坝码头每年转运漕粮规模在70万石左右。石坝“每日行粮三万石” ，土坝每日漕粮转运规模约为石坝码头的一半，即“石坝日运三万石，土坝半之。 ”

20 世纪 30 年代的运河土坝码头。杨慧云翻拍于通州区文化馆。

因清中后期每年漕粮规模减小，石坝和土坝的漕粮转运规模也相应变小， “石坝在州城北，七省正兑漕米运京仓者从此盘入，通惠河岁计二百四十四万石有奇，扛夫喧轰，昼夜不息，日以起运三万石为率”；“改兑漕粮四十五万余石悉由州东土坝入通仓。 ”按照规定，漕粮每年抵达通州有一定期限， “凡米至京仓，月旦为期。三月一日，北直隶、河南、山东卫所至，五月一日，南直隶、凤阳等卫所至，六月一日，南直隶、浙江、湖广各卫所至” ，并且规定各省完粮时间为三个月，每年石坝土坝码头行粮时间从三月上旬至九月，漕船于十月运河封河之前返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