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其人其事( 三 ) 康德其人|康德|康

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一位哲学家，他就是我的老师。虽年已入壮年，但他仍有着青年人的那种充满快乐的饱满情绪，我相信，这种情绪他一直保持到垂暮之年。他那为思想而生就的宽阔前额显露出从不消逝的开朗与欢快的神情，丰富的思想从他的唇际轻吐而出，诙谐、警句和感人的幽默他运用得得心应手，他的富于启发性的讲课也是一种令人神往的消遣。

他考察过莱布尼茨、沃尔夫、鲍姆加通。克卢秀斯⑨和休漠，分析过物理学家开普勒和牛顿所阐述的自然规律。他以同样的精神——正象他在自然科学中注目于每一个进入他视野的新发现一样——高度赞赏当时问世的卢梭的著作《爱弥尔》和《爱洛伊丝》，评价了它们的意义，幷且总是又回到关于自然和人的道德价值的毫无偏见的知识上来。

人类史、民族史、自然史、自然科学、数学及他自己的经历，是使他的讲课和日常生活生气勃勃的源泉。他从来不对那些他认为值得了解的东西漠不关心。任何阴谋诡计、任何局部利益和好处、任何对名望的欲求，都毫无力量妨碍他去发展和阐释真理。他鼓励幷耐心地说服人们独立思考，专横与他的本性格格不入。这个人——我怀着最深切的感激和崇敬之情直呼其名——就是伊曼努尔康德；我回想起他的形象就感到愉快。

作为大学教师，康德的责任是讲授哲学方面的全部课程。由于他长年把大部分精力投到了教学上，因而只发表了一些简短而不成熟的著作和论文。 1781年，当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也是他一生中的最伟大的成就)《纯粹理性批判》发表时，已年届57岁。在给摩西·孟德尔松的信中，康德就这本书写道：“虽然这本书是我十二年的沉思的产物，但却是我在大概四个或五个月的时间内仓促写成的。我极为注意其内容而较少考虑其文体和通俗性。 ”为了减少《纯粹理性批判》中出现的阅读困难，他出版了简短的《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一书，在这本书中，旗帜鲜明的论战同《纯粹理性批判》中那些最有攻击性的段落的浓缩结合在一起，但这些浓缩仍然模糊难懂。 1787年《纯粹理性批判》印行第二版时，康德重写了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章节，结果是照样艰辛。于是评论家们终于一致认为，康德这本著作的晦涩难懂与其说是导源于文体，不如说是由于思想本身。然而，尽管有这种困难，这本书还是很快一举成名，以致整个德语世界都在提倡、教授、反对有时甚而是审查的刁难“批判哲学” 。康德增强了自信心， 1787年对赖因霍尔德(他为使康德思想通俗化作了大量工作)这样写道：“我能向你保保证，我越是长久地继续走我的路，我就越不担心会有任何反驳……能严重摧毁我的体系。 ”⑦《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问世三十年后，斯塔尔夫人⑩公正地概述了康德的这第一部《批判》的影响，她写道：当它所包含的思想财富被充分发现时，它在德国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轰动，以至于我们可以说，自那时以来，文学和哲学中所完成的一切，都是这部作品所推动的结果。

在给孟德尔松的信中所提到的那十二年沉思期间，康德几乎未出版任何著作，他的早期(“前批判”时期)著述对于研究其成熟哲学的人只具有周边的意义。然而，一旦批判哲学被表达出来，康德就越来越充满信心地继续探究其细节。《纯粹理性批判》系统探讨了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接着，《实践理性批判》(1788)涉猎了伦理学，《判断力批判》(1790)则主要论述了美学。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其它著作，所谓“柏林版”康德著作集现在已出版了整整27卷。在这些其他著作中，这样两本特别与我们有关，一是前面已提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是1785年在第二部《批判》以前问世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达本书包含着康德道德理论的激动人心的表述。

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哥尼斯堡呼吸到了启蒙的空气，康德赢得了腓特烈的大臣们，尤其是教育大臣冯策德利茨的尊重(《纯粹理性批判》就是题献给他的) 。腓特烈威廉二世继位元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当中，他的大臣魏乌纳起了很大的影响， 1788年他负责宗教问题，企图结束对宗教的宽容。康德的《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经过哥尼斯堡学院的批准，逃避了依法进行的书报检查，于1793年出版。魏乌纳对此极不高兴。他以国王的名义给康德写信，责成他就此事作出说明。康德在回信中向他的国王严肃地保证，今后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著作中都不再公开讨论宗教问题。国王一死，康德就认为自己解除了这一保证。然而同当局的这一次冲突使他十分痛苦和辛酸。康德曾为自己是一个忠顺的臣民而感到自豪，虽然他曾在一位英国人面前表示过对共和国的同情。当时他说得那么轻松愉快，结果挑起了一场争论，最后他以雄辩的言辞赢了这场争论，驳倒了那位英国人的观点。这个人叫约瑟夫·格林，是哥尼斯堡的一位商人，从那以后，他成了康德最亲密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