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向日本借1.45亿日元，一开始就没打算还？

问：编辑好，可不可以抽时间做一期西原借款的内容。段祺瑞借款时就想着赖账，是真的吗？ “西原借款，是日本在1917~1918年间，以秘密或半公开的名义，共计八次借给段祺瑞政府款项的总称。这批借款总额为1.45亿日元，由当时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特派代表、段祺瑞的日本顾问西原亀三经手办理，故称西原借款。一、西原亀三的目的北洋政府借这笔钱，主要是为了维系政权的基本运作。自辛亥以来，由袁世凯时代开始，因财权大部落入地方之手，民国中央政权的维系，始终不得不依赖外债的支援。比如，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曾面临无力供养“革命军队”的难题；袁世凯接手后，也只能向四国银行团借款，否则军队无法安置，南北势必碎裂，民国也就无从诞生。西原借款的时代背景，也大体相似。为支持洪宪帝制，中国、交通两大中央银行不惜牺牲储户宣布停兑，国家财政已濒临崩溃；各省应解往中央的款项，全被督军扣留；旧公债未能整理兑付，政府信用大失，发行新公债也无人认购；借外债也因信用不佳，受制于五国银行团，难以磋商……以上种种，是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上台时所面临的财政困境。在这种情形下，日本主动提出愿意借款，对段祺瑞政府而言，实可谓雪中送炭。该项借款的促成，与日本学者西原亀三关系极大。西原素以知华闻名，且以“亲华”为其一贯的政治立场。 1916年，西原第一次访华，他得到的感受是，日本经济在中国的存在感极低： “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地位甚为微弱，据闻比利时的在华投资已达八亿以上，而我国尚不满五千万元(东三省除外) 。以目前之现状观之，日本之所谓在华经济势力，实尚未达最起码之条件” ， “就目前的日中关系看来，两国之间连一个小小的经济基础都没有。恰如建筑房屋必先打好地基一样，目前首先打下一个经济基础，实为当务之急。 ” 那么，该如何提升日本在华的经济基础呢？西原的建议是： “日本之财力远不如欧美各国雄厚，以此薄弱之财力，与欧美各国角逐，确保在华之经济优势，其唯一途径，实为日华货币之并用流通并辅以王道主义之贯彻实行。若此举得以实现，则日本之在华经济势力当可自然发展，以至百世不衰。 ”

图：西原亀三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借款给北洋政府，帮助中国整顿濒临崩溃（或者说已然崩溃）的财政、金融体系，改革中国的币制，逐步实现“日中货币混合” 。其最终目的，是达成一种所谓的“双赢”——日本向中国提供经济发展必需的资金、中国向日本提供工业发展必需的原料，将两国经济牢牢捆绑在一起。西原的原话是： “使中国国民开发其国土，享受其实惠，同时与振兴帝国工业契合一致，使日华成为一体，谋求自给自足之道，经济上、国防上如胶似漆地结盟。 ” 不过，西原的“双赢” ，在当时及日后的中国知识界看来，其实相当于一种经济侵略，所谓“与振兴帝国工业契合一致，使日华成为一体” ，究其本质，是希望中国经济以满足日本工业发展之所需为走向。以上是日本提供西原借款时，在经济层面的考虑。在政治层面，西原借款还有改善中日两国剑拔弩张关系的用意。寺内内阁的前任大隈内阁，长期惯以武力入侵、外交恫吓等手段对待中国，导致中国朝野对日极为反感。尤其是在“二十一条”风波之后，中国朝野的对日恶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连知日派政客曹汝霖、亲日派军阀张作霖等，也对日本表现出了强烈的警惕与敌意。

图：寺内正毅， 1916年10月~1918年9月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对这种反日情绪，西原访华期间深有体会。比如，在商议借款的会见中，曹汝霖曾“突然改变声色” ，以一种极具敌意的语气质问西原： “寺内内阁所标榜的中日亲善，远东持久和平的宗旨和纲领我已充分了解，并认为是十分良好的。但是，这些想法倘若不能如愿以偿，是否还准备了第二套政策呢？……寺内首相的第二种政策是吞并东三省吧？” 据西原回忆，他当时的感觉是，曹汝霖的这些话“好象不是说出的，而是喷出的” 。亲身体验了中国朝野激昂的反日情绪后，西原反思道： “由此可见：日本对华的那些不义行为，究竟是怎样地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刺伤了他们的感情，加深了他们对日本的猜疑心。及今思之，犹觉不寒而栗。 ” 当时，军阀张勋极力反对中日合作，公开的反对理由是“中国与日本合作，犹如与虎同眠。目前日本虽然戴着一个假面具，但不久就会无疑抛除假面，露出它那豺狼的本性” 。基于上述体验与反思，西原也颇能理解张勋的立场，曾如此感慨道： “从张勋本人的立场及日本过去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的这种看法，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