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是怎样脱离中国的｜大象公会( 二 )

· 万国来朝图轴（故宫博物院藏）在清人不能目睹的朝鲜官方文件与私人信件上，人们直呼清帝「胡皇」，称清朝的使者为「虏使」，内部公文更是公然使用崇祯年号，只有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例外。朝鲜对清朝的这种心态，在清代使行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明朝时，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者习惯称之为「朝天」；在清朝，同样的记录则改称之为「燕行」，北京不再是天子所在，而只是「燕」地区的一个地点而已。朝鲜使者出行北京后，甚至留下过这样的描述：「周旋异域，日见丑类，凌逼饱尽，无量苦痛」。他们也很不情愿与清人应酬打交道：「磬折腥膻之庭，跪叩犬羊之赐，固已不胜，其大赧矣」。

· 1660年朝鲜使者趙珩出使北京的日记，即称「燕行」不过，朝鲜毕竟无力「反清复明」，也难以跳脱出宗藩体系，只能在不满中保持谨慎。随着清王朝的日益稳固繁荣，朝鲜对清王朝的排斥也在逐渐消减。随着19世纪下半叶的到来，中国的传统朝贡体系逐步瓦解，继而为条约体系所取代。朝鲜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很快开始遭受近代国际秩序的考验。 1870年代，日本与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大清以属国内政自主为由不加干涉，结果此后日本在1878年吞并琉球。清政府一下感到问题严重。为了保护朝鲜这个最重要的藩属国，大清便设想推动朝鲜对外开放，令西方列强承认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从而制约日本。在清政府的主导下，朝鲜与美国在1882年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开始了朝鲜开放的第一步。

· 《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然而，在签订条约的过程中，中国与朝鲜都感到宗藩关系与现代国际法体系格格不入，一方面朝鲜名义上是中国属国，但在内政外交上又享受充分自由，清政府并不直接管理，而在西方，附属国的外交权是直接受到宗主国监管的。于是，大清方面对朝鲜地位就出现了争论，有人主张让朝鲜独立自主永久中立，有人主张彻底吞并朝鲜设置行省，还有人主张维持现状、同时利用现代国际法去修补和强化宗藩关系的。总体而言，当时的舆论倾向于把朝鲜郡县化，袁世凯，张謇，马相伯等都持此论调。当时的主政者李鸿章则十分保守：「大清国我都不敢保他有十年的寿命，何况高丽？」朝鲜独立之路事态的发展，改变了清政府谨慎的态度。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军迅速出兵镇压后，逮捕了朝鲜当时实质上的决策者大院君，扶持了闵妃集团上台，直接操纵了朝鲜内政。这次成功的军事行动后，清政府决定改变既有政策，加速朝鲜的郡县化。在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的主持下，清政府开始强力介入朝鲜内政，有意识地用西方国际法来改造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朝鲜越发类似中国的保护国。

· 袁世凯与各国使节从19世纪80年代至甲午战前，清朝与朝鲜就贸易、地界、电线等方面共订立19 个约章，都是地道的不平等条约。袁世凯还为朝鲜外交定下了三个规矩，朝鲜使臣初到各国，要先到中国使馆具报，遇到应酬应该排在上国清朝之后，遇到大事也要先与大清使者商量。朝鲜的海关也被纳入中国海关体系内，仿效中国体制聘请税务司官员。 1882年10月，中国与朝鲜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清政府从此在朝鲜取得治外法权：在当时朝鲜的商务港口城市，大清国派出的「商务委员」不但有权依据自己的律法审判清国子民，而且还有权审判相关的朝鲜人。此后，中国又和朝鲜签署《仁川华商租界章程》，《釜山华商租界章程》和《元山华商租界章程》，在朝鲜取得了三处租界，这也是大清在外国仅有的租界。清政府的强力介入，造成了朝鲜内部部分士人的强烈不满，朝鲜政坛也分裂成「事大党」与「开化党」，前者坚定地追随清王朝，后者则主张摆脱宗藩关系，谋求国家独立。开化党认为，朝鲜之所以守旧，难以进入近代化国家，其关键就是在于中国的阻拦。以朴泳孝为首的开化党，在欧美到处游说「朝鲜乃独立国家」，但没有争取到列强国家支持，只能转借日本的力量。 1884年，趁着清政府忙于中法战争无暇东顾之际，开化党人发动了甲申政变，不出三日就被袁世凯所部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