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与《寄生虫》谁更能代表韩国？

漫长的民族苦难与曲折的民族史，让韩国民族文化变得极度没有安全感与沉默，而“贫富差距造成的阶级固化”也一直都是韩国民族最为普遍的认知与特征——伍辉

韩国电影《燃烧》与《寄生虫》都隶属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在韩国本土还是在国际上也都获得一致好评，其中后者更是以“黑马”的姿态捧下了2019年的金棕榈，但关于这两部电影"谁更能代表韩国”的争论声音却未停止过。虽然《燃烧》与《寄生虫》都是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但是两者对现实主义的反应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两者之前对韩国社会分层的镜像表达与主题的截然不同创作路径，也在镜头语言与叙事的策略上，事实上前者更像是“虚实相生的叙事艺术”而后者则是“荒诞的喜剧故事，把美好的东西摔碎给你看” 。

罗杰·加洛蒂曾在《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提出: “一切真正的艺术品都表现在人在世界上存在的一种形式。 ”我们的电影是诞生于文学与戏剧之上的，在它诞生之初，电影就不可避免的承担起传递价值观念与挖掘信息等人文关怀的重任。李沧东和奉俊昊也深电影传意的功能，他们也扛起了韩国后现代进程中的大旗，用属于他们自己的方式从现实主义题材视角出发，在混沌与撕裂中找到文化的出口。

《燃烧》：异端立场的宗教意味“这种态度是带有一种“异端立场”的宗教意味的边缘成群和底层的内心的残缺与痛苦。 ——李英天李沧东在执导《燃烧》时，他始终秉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在所有的情节与影响的内容中倾入了他几乎所有的人文关怀与哲理思辨的色彩。他并非是刻意以抓住“小人物的故事去讲述大时代的悲剧” ，而是通过“未完成的启蒙”（现代化）的发展去看到，在洪流之中，那些小人物的逐波而流。

在《燃烧》中，有着大量揭示人性与社会复杂之间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它虽无形但却强力。碌碌无为的钟秀，渴望改变命运的惠美，他们都在这个社会的底层无穷尽的付出，他们不信命，他们努力的在向这只无形的手抗争，但是他们的扛着是无力的，甚至这种无力所造成的的窘迫反而越抗争越被放大，问题还没被解决，更大的问题就已经出现了。

这就类似于中国的“王朝周期率” ，在韩国年轻人在努力的奋斗抗争，但是这种抗争与努力换来的只是愈发窘迫的环境，年轻人的失业影响了发展，而社会发展又引发了年轻人的失业。李沧东正是抓住了这点，通过电影中具有典型的人物性格，去描绘了现代人存在的异化状态与孤独的状态。

《寄生虫》：贫富差距的固化奉俊昊所执导的《寄生虫》在主题表达上突出的是“贫富差距带来的阶级固化问题” ， “不同阶级之间难以平等共存，导致下位者不得不寄生于上位者之。 ”因此奉俊昊借用“寄生虫”这一外化的内涵概念，间接反讽和讽刺韩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和正在被放大与突出的矛盾。故事是从“基宇一家”的半地下室开始的，也是从那里结束的。他们作为底层人物的代表，他们不安于现状，试图改变自己尴尬的地位，尝试如同寄生虫一般，一家人都寄生在朴社长家，等他们不在家的时候，他们就是房屋的山大王，享受着富人的一切，仿佛自己也跨越了这层“不可逾越”的阶级。

这层“不可跨越”的阶层，也被奉俊昊用以“台阶”的形式进行外化。在电影中，有着大量电影语言所堆砌的“楼梯” ，在朴社长家中，台阶永远是用广角所拍摄，是明亮是显眼的却也是昂贵的，而在“基宇一家”中的台阶，永远是向下，他们想要回家必须下一个很大坡，并且还要下个台阶才能进入家门。这种生存空间所构造的影像内容下，实质上正是对阶级固化的另类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