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武汉返乡,我都经历了什么

文章来源:观察者网;作者:田孟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状况时刻都在发生变化 , 无时无刻不牵动着广大民众的心 。 从疫情爆发至今 , 城市地区、特别是作为疫情首发地武汉市引起了公共舆论的特别关注 。 近几日 , 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与演变 , 中西部地区农村的疫情防控状况也开始越来越成为社会关切 。 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工作是如何做的?在这里 , 笔者介绍一些自己的观察和经历 。 从武汉返乡 我与妻子是在元月17日乘坐高铁从武汉返回家乡的 。 由于岳母家一位长辈不幸摔倒 , 我们决定先去她娘家看望 , 顺便提前拜年;在除夕前赶回我家 , 年后直接回单位上班 。 早在2019年12月30日 , 我便已经注意到了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一份题为《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的文件 。 由于近年来对医改有较大的研究兴趣 , 故而我在此后也一直关注有关新闻报道 , 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并不陌生 。 返乡前夕 , 我已经注意到了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不排除有限度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的基本特征 。 此时的心态是相对轻松的 , 总觉得这个新病毒离我还很远 , 相信很快就会解决 。 当时我分析认为 , 校园里临近考试 , 人员流动小 , 应该不会有什么风险;对我而言 , 最大的风险是高铁站 , 但只要在高铁站里快速进出 , 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 上车之后 , 我基本上就解除了对此次肺炎疫情的警惕 。 到了怀化南站之后 , 我们乘坐汽车到了J县 。 一路上并没有感到异样 。 到家之后 , 稍事休息 , 便去看望了长辈 。 没想到的是 , 在20日至21日 , 有媒体报道称:武汉市已经有十余名医务人员被感染了 , 而国家也将此次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列入了法定乙类传染病 , 并按照法定甲类传染病进行防控 , 我们这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 尽管我们并未出现任何的有关症状 , 但还是增加了一些警惕心 。 我们在药店买了一些口罩 , 并尽量避免外出 , 在家中自主隔离 , 随时测体温 。 由于体温一直正常 , 且未出现干咳、气短等症状 , 所以在此期间 , 我们也参加了几次家庭聚餐 。 我们计划于元月23日从J县回到M县 。 在此前夕 , 我们得知 , 湖北省已经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Ⅱ级应急响应 , 而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专家(钟南山、曾光等)也建议民众“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 , 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 。 除此之外 , 武汉市也将在23日“封城” 。 诸如此类的“重磅消息” , 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了此次肺炎疫情的严重性 。 为了避免给家乡父老乡亲和自己造成不良影响 , 我们没有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 而是委托家人的私车 , 专门将我们俩人送到了M县老家 。 在此期间 , 我们全程戴了口罩 , 且没有与其他人接触 。 显然 , 在23日以前 , 我们主要是通过官方和主流媒体了解此次新型肺炎疫情的相关情况 , 对疫情的防控也都是随着自己所获得信息的变化而做出改变 , 具有典型的自发性 。

离开武汉返乡,我都经历了什么

今天提倡不出门不拜年 村民小组长 也正是在我们回到M县老家的那一天 , 湖南省针对此次新型肺炎疫情启动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应急响应 。 在我们到家的当天晚上 , 就亲身体验到了何谓“Ⅰ级应急响应” 。 我们大概是在23日的下午4点回到家 。 在家里简单整理了一下行李和房间之后 , 就到了晚饭时间 。 正在吃晚饭 , 我们村的村民小组长便来到家里 。 村民小组长的主要来意是登记近期返回到本村人士的基本信息 。 其中的内容包括:姓名、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现住址、返乡前地址(特别关注武汉)、返乡日期、检测情况(身体是否出现不适)等基本信息 。 我们村是一个有1600余人的山区大村 , 下辖4个村民小组 , 也是4个自然村 。 各自然村之间的距离并不算近 , 最远的距离约有2公里 。 单个自然村的居住较为集中 。 我们3组有250余人 , 以田姓为主 , 约占70%以上 , 并且是一个宗族 , 其他杂姓与田姓也有姻亲关系 。 村民小组长今年有50多岁了 。 他的四个女儿都已成家 , 彻底完成了人生任务 。 他敢说直话 , 热心助人 , 是大家公认的大厨 , 远近的红白喜事 , 几乎都请他掌厨 , 深受欢迎 。 掌厨往往都是义务劳动 , 因此也耽搁了他自己很多的时间 , 但也由此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 他以前主要是打鱼和种田 , 女儿都结婚以后 , 人生任务完成了 , 就以种田为主 , 偶尔开三轮车 , 搞运输挣钱 。 近几年 , 我们这些长期在外的年轻人在村里组织“村晚” , 他在其中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 由于他常年在家 , 对于整个村民小组的情况可谓是了如指掌、滚瓜烂熟 。 即使像我们这种刚从外面回来并且尚未走出家门的情况 , 他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就掌握信息 。 村民小组长不仅是村内各种信息的汇聚地 , 也是顺利开展工作的重要机制 。 有不少的农村工作 , 尽管出发点都是为了农民好 , 但这些好政策并不见得都马上就能得到民众的理解和信任 。 在此背景下 , 就需要靠村组干部个人在群众中的威信 , 来弥补群众对于政策的暂时不理解和不信任 。 比如 , 这次为了疫情而进行的人员登记工作 , 有些农民就不一定能理解 。 他们一则担心自己被“特别关注” , 二则对疫情的具体情况也并不特别了解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就需要村民小组长耐心解释 , 再加上村民小组长的个人威望 , 才能打消这些农民的疑虑 。 村民小组长的工作方法也极具群众性 , 而不是刚硬地执行政策 。 还是以这次的工作为例 。 村民小组长到我家之后 , 并不直接切入主题 , 而是聊起了家常 。 首先问了我们在外面工作的情况 , 然后又跟我父母聊起了村里的家长里短等 。 我从一个局内人看来 , 这并不是虚假的寒暄 , 而是一个长辈对晚辈的关怀 。 之后才切入到主题 。 说是因为这次的新型肺炎疫情 , 上面要求他来做一个返乡人员基本信息的登记 。 在过年前夕到别人家里讲疾病 , 这在我们这里是大忌讳 。 他也因此表现得很不好意思 。 当然 , 由于是“熟人社会” , 大家也都能够理解 。 由于我们对此次疫情有比较好的认识 , 所以很配合他的工作 。 我问他 , 如果遇到不配合的 , 怎么办?他告诉我:“猴子不上树 , 多敲几次锣” 。 多解释解释 , 也相当于是宣传了国家的政策 , 让民众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 如果解释了几次也不理解的 , 就直接问他:“你信不信我?信我就把这个表给填了” 。 在一般情况下 , 只要这样说了 , 再顽固的村民也会配合的 。 更重要的是 , 这样的信息往往是真实的 , 一般不会虚报 。 这与城市社区有很大区别 。 城市社区匿名性较高 , 信息的可信度相对会低一些 。 城市社区是“陌生人社会” , 由于社区干部与社区民众不熟悉 , 缺乏信任感 , 可能会出现有意识地谎报电话号码、返乡时间等重要信息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城市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推进难度要比农村基层困难得多 。 从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 , 也确实如此 。 城市社区的工作人员和社区居民的熟悉度和信任度都相对较低 , 在城市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 往往缺乏农村基层“熟人社会”这个重要资源 , 故而亟需构建出一种不同于农村的、能够适应城市社区特征的、新的工作推进机制或模式 。 填完信息后 , 村民小组长也不急着马上就走 , 而是继续聊一会儿家常 。 在此之后 , 村民小组长的主要任务是向农民传达政府的最新政策 , 给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带路 , 向农民发放与疫情防控有关的宣传册等等 。 目前 , 我们家已先后收到的宣传材料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关于有效防控新型肺炎疫情的十条禁令》和《新型冠病毒感染的肺炎密切接触者居家隔离消毒技术要求》 。 据村民小组长介绍 , 这些材料他每家每户都要送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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