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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武汉返乡，我都经历了什么( 二 )

离开武汉返乡，我都经历了什么

我们收到的宣传材料 此外 ， 村民小组长还需要对农民的某些不合时宜的行为进行及时地劝阻 。 比如 ， 按照原计划 ， 这两天我们小组有几户都要办乔迁新居的酒席 ， 他们都已经在年前就下请帖了 。 但遇到现在这个形势 ， 从安全的角度上说 ， 就应该把酒席取消或推迟；但农村的特殊性在于 ， 取消酒席不仅涉及到主人家的“面子”问题 ， 还涉及到因为没有做成事而造成的“忌讳”等问题 。 这个时候 ， 就需要村民小组长上门去做耐心的说服和劝阻工作 ， 打消他们的侥幸心理 。 从办事所花费的时间来看 ， 确实是费时费力；但从把事办成且不影响稳定来看 ， 却又很妥帖 。 这就是村民小组长做工作的基本方式和独特优势 ， 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意外的响应 在村民小组长采集信息后的第二天上午 ， 我们接到了一个用手机打来的电话 。 对方声称自己是J县公安局的民警 ， 咨询我一些基本情况：实际上就是昨天村民小组长问我的那些信息（未问身份证信息） 。 报告完毕之后 ， 我告诉他 ， 我已经在23日从J县回到了M县 。 于是他便嘱咐我在家呆着 ， 别外出 ， 如果出现身体不适 ， 就到附近医院或乡镇卫生院检查 。 从这个意外的电话来看 ， 在省里启动了“Ⅰ级应急响应”之后 ， 应该是有多个渠道在进行流动人口的信息采集工作 。 县、乡镇、行政村、村民小组 ， 属于块块的范畴 ， 是属地 ， 最终落脚在村民小组 。 此外还有交通、公安（包括交警、铁路警察等）和卫健部门等条条系统 。 各个口子收集信息的能力、收集信息的方式有很大差异 ， 其中不可避免会出现重复和差错 。 但这些信息帮助政府提升了疫情防控的基础性能力 ， 为后续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 而要实现县域范围内各个口子的动员 ， 离不开党委和政府的统筹和推动 。 从省、市两级一直向下 ， 县级和乡镇也先后成立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 县委书记亲自调度疫情防控工作 ， 不断地压实责任 ， 传导压力 ， 推动着全县各个部门行动起来 。 在村一级则成立护卫队 ， 护卫队成员主要是第一书记（驻村干部）、村干部、小组长和村医等 。 护卫队的成立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 。 也正是在护卫队的推动或主导下 ， 各个地方出现了“封路”的行动 。 我曾反复问过一些在基层工作的朋友 ， “封路”或“封村”的行为 ， 到底是政府给的安排？还是农民的自发行为？从他们反馈的情况来看 ， 大都是村里的自发行为 。 有不少基层干部和基层医务人员告诉我 ， “封路”或“封村”行为体现了农民群众对疫情的重视 ， 这是好的；但他们也同时提醒 ， 要为医务、消防等人员应急救护预留通道 。 在村护卫队的基础之上 ， 有些地方还创造性地利用微信群（不需要直接接触） ， 把务工人员、与武汉有过接触的人员全部集中到群里 ， 每天上报各自、各组、各片区情况 ， 以确保安全 。 政府和有关部门方面的行动 ， 我观察到的主要有：在高速路口和车站等特殊地段的车辆及人员的排查 ， 对广场、农贸市场、娱乐活动场所等公共场所的清扫、消毒和关停 ， 传统集市、圩场的取消和劝导 ， 对娱乐场所等容易出现密集人群的地方的管理等方面 。 此外 ， 还有就是通过党建引领 ， 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 让党员带头 ， 积极响应和大力宣传政府的号召和倡议 ， 力争把所有原本计划在近期举办的婚嫁等宴请活动全部取消或推迟 。 “警察的响应”虽然只是一个插曲 ， 但却提醒我意识到：首先 ， 在此次疫情防控的背后 ， 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付出 。 其次 ， 推动这些部门及其人员行动起来的背后 ， 是我们的体制 。 这个体制既体现出独特的优势和强大的力量 ， 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之处 。 乡村医生 在警察响应之后 ， 我们迎来了乡村医生的响应 。 我们村的乡村医生已经快要80岁了 ， 在村里有近20年的执业经历 ， 对于村里的情况比较了解 。 按照上级安排 ， 他依照上级提供的名单逐一上门排查 。 按照他的介绍 ， 我们村一共有4个人属于他的排查对象 。 我们家就占了2位 。 乡村医生的职责首先是给每一位排查对象提供以下物品：水银体温计、口罩（近两天还提供了一瓶150毫升的酒精和1包棉签） 。 其次是进行首次的体温测量 ， 并做好登记 。 乡村医生的身份角色与村民小组长的身份角色很相似 ， 具有很强的“群众性” 。 一般来说 ， 乡村医生是农村中比较受尊重的人 ， 他们对村里的情况也特别了解 。 但与村民小组长不同的是 ， 乡村医生主要是对与疾病相关的情况（如病史）非常熟悉 。 这是他们区别于一般村组干部和农村精英的地方 。 由于村医是为全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 ， 他们的工作内容更具有专业性 。 在时间和精力的使用上 ， 乡村医生为每个服务对象花费的时间不可能像村民小组长那么多 。 他们进门之后往往是直接切入主题 ， 不会拉拉杂杂讲太多其他并不相关的东西 。 好在我们村的任务量不大 ， 所以在测量完体温之后 ， 我拉着这位乡村医生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 。 据他介绍 ， 在经历了合乡并村之后 ， 全镇还是有5个行政村没有村医 。 这些“无村医”的空白村 ， 疫情防控工作是由乡镇卫生院派出医务人员到村里去做 。 而在全镇所有的乡村医生中 ， 他和另外一个村的村医都是近80岁的老人了 ， 本地村医老龄化较为严重 。 此次疫情来袭 ， 所有村医都被动员起来了 ， 他自己本来年龄大了 ， 不想参与 ， 但乡镇卫生院一位分管公共卫生的副院长软磨硬泡 ， 还是把他说动了 。 毕竟村医更熟悉村里情况 ， 也更容易与村民建立信任 。 乡镇卫生院的医生 ， 如果村民不熟悉的话 ， 恐怕连门都进不去 。 乡村医生的主要任务是给从武汉来的人测量体温 ， 每天2次 ， 并且在规定时间内（下午两点）上报到乡镇卫生院 。 首次测体温需要亲自上门 ， 并送上体温计（每人1支）和口罩（每人1个） ， 指导使用体温计和口罩 ， 劝导重点对象及其家属居家隔离 ， 尽量不要外出 。 此后 ， 可由重点人群自测体温 ， 自报情况 ， 乡村医生也可以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获取信息 。 乡村医生的工作虽然很细微 ， 却非常重要 。 乡村医生是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体系的“网底” ， 是医疗卫生事业的“桥头堡”和“前沿阵地” ， 是落实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抓手 。 然而 ， 众所周知 ， 我国村级医疗卫生事业是比较薄弱的 ， 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不高 。 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是没有村医的“空白村”日益增多 ， 当地民众陷入无医无药的境地 。 近年来 ， 我在全国多地开展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状况的专题调研 ， 发现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 ， 全国乡村医生队伍的情况都不容乐观 。 湖南省作为一个中部省份 ， 也不例外 。 但值得一提的是 ， 从2013年开始 ， 湖南省启动了“本土化乡村医生”培训政策 ， 专门为村卫生室培养医务人员 。 “本土化乡村医生”的准入门槛没有常规性定向培养医学生政策的准入门槛高 ， 但实践证明它却比较符合湖南农村的实际情况 ， 有效调动了民众参与“本土化乡村医生”培训的积极性 。 7年下来 ， 为湖南基层输送了超过5000名的乡村医生 ， 部分村医毕业后回到村里执业 ， 夯实了基础 ， 部分人甚至拿到了执业助理医师证 。 在这次新型肺炎疫情防控中 ， 已毕业的年轻“乡村医生”与老村医们一道 ， 守护着农村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 家乡的观察也让我想起了调研期间遇到的其他地区 ， 特别是那些没有乡村医生的“空白村”的情况 。 比如 ， 我联系了孝感市的一个村医 ， 他告诉我 ， 2019年 ， 全县通过调整消灭了空白村 。 调整的主要方式是由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下派到村里开展巡回医疗 。 在此次防疫工作中 ， 他们那里的主要做法是把每个村分成几个片区 ， 然后由村干部和党员群众 ， 分片负责 ， 进行摸排 。 每个村的乡村医生（包括巡回医生）负责对所在村进行技术指导 。 但也有一些地方 ， 苦于乡村医生的缺乏 ， 只能启用村组干部、积极分子等其他非专业人士 。 从客观上说 ， 此次疫情也暴露出了我国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存在的很多薄弱之处 ， “强基层”还任重道远 。 我联系的很多基层干部都向我表示 ， 希望国家继续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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