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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武汉返乡，我都经历了什么( 三 )

离开武汉返乡，我都经历了什么

离开武汉返乡，我都经历了什么

村里为此次疫情设置的健康教育宣传栏 乡镇卫生院 除了乡村医生的响应以外 ， 我们也经历了一次乡镇卫生院的响应行动 。 乡村医生给我们首次测量体温时 ， 我是36.5℃ ， 妻子是37.2℃ 。 按照我们（包括乡村医生）的理解 ， 37.2℃在安全范围内 。 但没想到 ， 到了第二天 ， 镇乡镇卫生院的院长带领两位副院长和公共卫生科的主任四人驱车来到了我家 。 亲自为妻子做登记 ， 并再次测体温 。 与村医相比 ， 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与村民的熟悉程度大大降低 。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爷爷（从1960年代开始 ， 直到1999年去世）曾经也是乡村医生的话 ， 我的家人也不太可能认识他们 。 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们因为要负责全镇的疫情防控工作 ， 因此他们的身份角色和工作方式就更加具有专业性和直接性特征 。 他们的来意很明确 ， 且因为前期已经有村民小组长和乡村医生做了工作 ， 所以方式也较为直接 。 他们首先是重新确认了妻子的基本信息 ， 然后进行体温测量 。 但由于我们此前就认识 ， 故而也多了一些拉家常式的交流 ， 甚至还回忆了多年前给我打预防针时闹出来的小笑话 。 体温测量的结果是36.9℃ ， 乡镇卫生院医生得知首次测量的时候是在火炉边 ， 会造成一定的偏误 ， 这次相当于做了矫正 。 但也不断地嘱咐我们多观察 。 我的姑姑在另一个乡镇卫生院工作 ， 她向我反馈 ， 在下乡的过程中 ， 他们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也可能发现一些之前乡村医生没有排查到的情况 。 而乡村医生之前之所以没有发现 ， 可能是因为人为失误 ， 存在疏漏 ， 也有可能是在测量之时没有问题 ， 只是之后出现了变化 。 在我们经历的这次事件中 ， 乡镇卫生院的工作起到了对乡村医生的初步排查结果进行确认、完善和纠正等作用 ， 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乡村两级是互补关系：没有乡镇卫生院的指导 ， 村卫生室就是盲目的；而没有村卫生室的落实 ， 乡镇卫生院就是无力的 。 在村医比较健全得力的地方 ， 乡镇卫生院的职能就能更好发挥 ， 解决那些村卫生室解决不了的问题 。 而在村医缺乏或不得力的地方 ， 乡镇卫生院就需要冲在第一线 ， 从而可能会影响职能发挥 。 我们自己的响应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 我们自己也做出了响应 。 回到老家之后 ， 我们坚持自主隔离 ， 坚决不外出；每天随时给自己及家人测体温 ， 时时观察自己和家人的情况 ， 并详细地记录下来以备用 。 从元月17日算起 ， 到现在还没有过潜伏期 ， 所以还在继续观察 ， 至今一切正常 。 最难做工作的当然是说服父母等长辈 。 一方面是因为父母等长辈近来都忙于筹办过年事宜 ， 对这方面的消息关注得并不多；另一方面 ， 即使注意到了 ， 也未必能意识到其严重性 。 有不少好友向我抱怨说：过年期间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怎么说服自己的父母戴口罩 。 有些子女甚至向父母等亲人说了很多虽然难听却也是一番好意的“狠话” ， 但效果却很一般 。 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 ， 是子女对父母等长辈说的“狠话”尽管饱含着关爱 ， 但在父母等长辈看来却往往是一种忤逆 。 父母等长辈可能会接受“狠话”背后的科学道理 ， 但不会接受“狠话”这种方式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子女对父母的关爱也要注意表达的方式、方法 。 疫情虽然来势汹汹 ， 但给自己的父母和长辈做工作 ， 却需要考虑到他们的接受能力和最终的效果 。 此外 ， 也可以试着去找能让父母等长辈改变的关键人物 ， 让关键人物去给父母等长辈做工作 。 上面提到的村民小组长、村干部、乡村医生等农村的精英 ， 就属于关键人物的重要类型 。 我个人也遇到这种情况 。 家父最初对于此次新型肺炎疫情不够重视 ， 经过我们的介绍之后虽然有所改观 ， 但在村中好友的多次邀请之下 ， 迫于面子和闲暇时间的无聊 ， 还是试图去别人家玩耍 。 无论我们做子女的如何劝说也没有效果 。 最后只能请出母亲大人这个关键人物 ， 才得以叫回家中继续隔离 。 但在两天之后 ， 便有些呆不住了 ， 又开始想要出门 。 眼看就要出门 ， 我突然灵机一动 ， 想起了家父对中医药有浓厚的兴趣 ， 于是就拉着他一起研究国家和各个地方最新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中医药方案 ， 有效缓解了“燃眉之急” 。 实际上 ， 我个人最早也不太重视 ， 最后是因为妻子这个关键人物 ， 才得以切实地行动起来 。 家庭内部的响应属于更为微观的层次 。 在这里 ， 我意识到了疫情防控工作的长远方向是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 。 这是非常微妙但又极为重要之处 。 在当前的疫情面前 ， 我们既非医务工作者 ， 也非政府部门干部 ， 难以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方面做出更加直接的贡献 。 我们能做的 ， 就是管理好自己 ， 并积极地帮助身边的人 。 这个工作看起来很小 ， 但却并不容易 。 生活治理是一个需要更多的群众工作并以润物细无声地方式开展下去的特殊工作 ， 它不仅在目前的疫情防控中具有基础性价值 ， 而且应该在疫情结束后继续开展下去 。 小结 农村地区对新型肺炎疫情的防控是如何开展的？我在这里主要介绍了三条线索： 一个是通过利用县、乡、村、组四级行政组织的全覆盖特征 ， 对全人口的基本信息进行了有效采集和管控 。 另一个是通过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防疫组织的专业优势 ， 对全人口特别是重点人群进行医学检测和服务 。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行动起来 ， 从自己做起 ， 从身边的人影响起 ， 为疫情防控筑牢微观的根基 。 以上是我从个人的经历出发做出的一些观察和总结 。 由于我属于从武汉返乡人员 ， 按照政府和专家建议 ， 需要在家隔离两周以上 ， 故而不可能外出调研 。 这个客观情况严重束缚了我的手脚 。 以上信息主要是通过对我自身经历的观察和通过电话或微信等方式 ， 与身在疫情防控战线上的基层干部和基层医务人员（其中有一些是我的亲人）的访谈 ， 特此感谢 。 实际上 ， 基层还有很多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机制创新 ， 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遇 ， 同时也为实质性地推动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智慧 。 在这里 ， 也呼吁社会科学研究者 ， 积极参与到相应的研究中来 ， 助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 （作者是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讲师 ，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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