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某个民族的基因武器根本无法实现

民族一词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之中，但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宽泛而模糊的概念，使用的频率也非常有限。直到近代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国的学者们才赋予这个名词在现代语境下的含义，并逐渐流行起来。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早使用“民族”一词，并研究民族关系的学者。在其所撰写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条件，然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的唯一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 ”这一观点与现代民族学研究的结果不谋而合，可谓非常有见地。由此可以看出，无论在何种语境下，血缘所代表的遗传信息都不能作为区别民族的唯一标准。族群一词来自英文的ethnic group ，表示具有语言、种族、文化和宗教特点的人们的共同体。这一概念在引入到国内学界之后，与“民族”的概念发生了一定的重叠。总的来说“民族”一词带有历史性与政治性，适合对当代民族的分析。 “族群”一词则更具灵活性，适用范围更加广泛，可以用于对由古代文化或某一特质而结成的群体进行描述。从分布上来说，民族大多是在同一区域内的人群在共同的历史渊源形成的文化习俗作用下所结成的集体认同。因为遗传标记在基因漂变的作用下会于不同地区形成不同基因频率的分布，所以民族分布和遗传标记分布间会出现某些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并不等同于决定性，并没有某个民族可以用遗传标记来定义，也没有某个遗传标记可以作为某民族固定不变的专属。例如美利坚民族，作为一个由世界性移民所融合形成的民族，其遗传结构必然具有很高的多样性。再比如犹太民族，由于历史原因分散到世界上多个地区。虽然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后裔依然保持着犹太人的习俗及认同，但其遗传结构已经趋近于当地的族群。因此，某些人所说的专门用来对付某个民族的基因武器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下面我们将以汉民族为例，具体的探讨遗传与民族间的关系。汉族是“纯血民族”吗？这个问题实际上存在有一个潜在的前提，那就是承认存在一种“纯血民族” 。 “纯血民族”并不是一个遗传学上存在的概念，这个概念所想要描述的可能是在遗传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或者是在形成后没有接受其他人群基因流的民族。反映在父系上，所指代的可能是某一民族在父系遗传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或者在形成后父系遗传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现代汉民族在遗传上的类聚程度如何？全基因组角度

东亚地区人群样本基于全基因组的遗传关系从基于全基因组的遗传距离分析来看，相对于东亚地区的其他民族，汉族人群在遗传上虽然类聚在一起，但内部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我们也可以看出汉民族内部遗传上的一致性并没有高于周边的其他民族。这其实很好理解，一个人群在遗传上的一致性是由其内部基因交流的程度所决定的。一个地区的人群内部流动性越大，基因交流越频繁，其在遗传上的一致性自然也越高。反之，如果一个地区分隔成若干个相对封闭的区域，不同区域间只有有限的基因交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区域间的遗传差异性便会越来越大。不同人群在遗传上的差异与地域分布的差异有着很高的相关性。对于中国这样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其主体民族在遗传上也必然具有更高的差异性。相反，日本列岛虽然有着绳文人、弥生人、渡来人等多层次的移民人群，但由于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经过近两千年的融合后，在遗传上同样会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中国各地区人群样本基于全基因组的遗传关系再比如相对于南方汉族，北方汉族在遗传上表现出更高的一致性。这主要是由于北方以华北平原、中原平原为中心的地区在地理上是相互连通的，人群具有相对较高的流动性。东北地区的汉族也主要来自近代山东、河北地区的移民，所以这几个地区的汉族在遗传上紧密的类聚在一起。而南方地区由于山脉与水网的阻隔，划分为若干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在遗传上也表现出了更高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同样也反应在方言的分布上，北方地区除晋语区外都同属于官话区，而南方地区则分为多个不同的方言区。父系遗传角度从父系遗传的角度来看，现代汉民族的父系遗传构包含了数量众多的单倍群支系。包括O1a-M119、O1b-M268、O2-M122、C2-M217、N-M231、D-M174、Q-M242及C1、F2、E、J、R等等众多单倍群的各类支系。这些单倍群支系的部分后代在历史进程中参与了现代汉族人群的形成，并没有理由将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排除在汉族的遗传结构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