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储备的医用物资都去了哪儿？( 二 )

疫情爆发后，黄石便遇到了一个典型困境——1月25日，黄石第一次宣布有人确诊，且一下就确诊了31例，全城陷入恐慌，四处都在求购N95口罩。黄石口罩厂本就不多，储备明显不足，据华润的那位员工称，当时民营企业不愿意把口罩供给黄石市的鄂东医疗集团（一个包括了黄石市中心医院、中医医院、妇幼保健院的医疗集群）。最后华润高价从民营企业收购，然后低价供给了黄石。 “你要应急生产，要在春节期间动员工人来加班，你的原料、人工成本全部涨上去，作为生产企业，不能自己来承担，只能涨价。我们就只能自己硬撑着买下来，采购的价格远远高于供应的价格。 ”按照华润这位工作人员的意思也就是，他们亏本了。这是当时黄石的情况。最近这些天，政府接管了大量民营口罩厂，并派专人入驻。这样的情况也许不会再发生。但储备企业始终处于两难之中：一旦疫情暴发，须大量高价购进药械，一旦疫情解除则损失巨大。这样的例子在非典期间就发生过。济南市医药站的工作人员曾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回忆，非典期间医药站根据指令，大量购进隔离服等一次性防护用品，但并没有动用多少，疫情解除后大量积压。这些产品日常的需求量很少，有效期内根本无法找到销路，只能报废。 2014年，曾有一篇发表单位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论文，分析了医药存储体系的利弊，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个体系从战备时期转轨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日渐僵化和不适应，看起来像一个“软骨病人” 。这位作者翻阅了财政部的大量资料，得出结论——全国的医药储备情况都不容乐观， “实际情况是，除个别省份外，地方医药储备普遍薄弱” 。这与武汉疫情爆发后的现象相符，在湖南、河南、四川甚至北京，甚至是最好的医院，都贴出了求助公告。

“是不是尽责、有经验，基本素质足够好”

如果国家医药储备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地方的其他职能部门是否能有储备？一些人把疑问投向了2018年成立的应急管理体系，从中央应急管理部到各省厅、市局。湖北某县应急管理局的一位官员告诉每日人物，从职能来看，应急管理局主要是面对重大自然灾害，比如火灾、防旱防涝、安全生产等。这一次的疫情，县里应急指挥部最初是卫健委在牵头，应急管理局只是辅助。 “虽说是辅助，但也没休息过。 ” 这个局从2018年成立，仅仅运行一年，准备还不充分。这位官员说，他们平常储备不多，有一部分口罩，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够用。 “更缺的是医用器械，像防护服和护目镜，是完全没有的。 ” 这次疫情里，应急管理局、医院等基层机构都是靠上级拨发物资。这位官员介绍，该县比较大的问题仍是试剂、口罩和防护服短缺。 “一开始是国家统一拨给湖北省，武汉都不够用的时候，其他市里面就没有。拨到市里面，先给中心城区使用，区里不够的话，下面县里就没有了。所以直到现在，县里都不够用。 ” 最后是因为南方的专家团队到了此地，带着试剂盒和医疗器械，他们才最终获得了确诊病例的机会。这距离白岩松与钟南山在新闻中公布武汉疫情，已又过去了几天时间。而直到现在，该县的防护服等物资还是相当短缺。另一个与疫情直接相关的部门是疾控，我们无法直接从公开资料中得知这一次湖北疾控体系物资储备的情况。但据《南方周末》报道， 2019年12月，疫情爆发前夕，湖北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曾发表论文称， 2014-2016年，湖北省所有医院储备的实物价值各年度分别为35.84万元、41.09万元和67.01万元。 2008年及2017年，还有两篇论文研究了湖北省疾控系统的物资储备状况。 2008年，华中科技大学一位硕士研究生曾对湖北省县级疾控机构的工作人员做过一个调查，调查显示，疾控人员认为最应该储备的物资就是消杀药品和器械、个人防护用品（如服装、口罩和脚手套等）。作者分析， “这可能是与SARS对大家产生的深刻影响相关” 。作者还在文末写到：“（疾控系统）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应急机制……应急物资的常规储备有待进一步完善。 ” 9年后的另一次调查，情况并未好转。一位武汉科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对湖北省疾控中心的物资储备做了调查，查了物资清单、出入库账目和实物储备情况，发现“现有符合要求应急物资储备占要求数量总和的49% ，物资储备齐全率为49% 。 ”结论为：“物资储备不足“、”本级财政无公共卫生应急准备专项经费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