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史诗与凡人悲欢：唐朝医生的疫区亲历记( 三 )

日本圆仁法师入唐求法，注意到"中李村"的村民凡是"有病人" ，就"不许客宿"——不接纳客人住宿，防止疾病传染外人。然而，除了麻风病，古人对疾病是否具有传染性一般不能辨识，隔离、自我隔离往往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一些地区如"江、岭之间"父母兄弟一朝患病，全家不分青红皂白都会外出避灾，让患者独自留在家里养病，结果是患者得不到应有的看护。

在州刺史、县令等士大夫看来，隔离措施违悖了儒家伦理道德，极不可取。例如李德裕曾对民间的隔离治疗习俗"谕之以言，绳之以法" ，力促当地移风易俗。可是士大夫们多数也没有能力分辨传染病和非传染病，假如一味顺从他们的理念取消隔离，容易造成疫情迅速蔓延，局面将不可收拾。可以想象，久客和队友们与州刺史、县令等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根据结果猜测：后者以"贞观之治"推车人的觉悟，大致上尊重了前者的专业意见。于是，在严格实施隔离的基础上，医疗队员的救援行动全面铺开。他们做了哪些工作呢？在谈论这个话题以前，首先想强调，对于一千多年前这个连尚药局和太医署都设置"咒禁师"、"咒禁工"岗位的朝代，建议大家不要以现代人的观念去评价。久客和队友们披星戴月、昼夜苦战，履行了四项使命。一是开展药方治疗， "医师加百毒, 熏灌无停机" ，譬如指导患者用酒冲服"赤散"发汗、以三岁童子尿煮"治瘴气方"服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二是施展针灸术， "灸师施艾炷, 酷若猎火围"；三是择吉日举办咒禁等类似于"跳大神"的活动， "诅师毒口牙, 舌作霹雳飞。符师弄刀笔, 丹墨交横挥"；四是实行其他可能奏效的治疗方案，例如将桃枝切碎，烧澡汤让患者泡药浴，诸如此类。由此可推测，患者能否痊愈，多少也是因个人体质而异的。在病魔的对面，如李德裕、郑氏这样的古代"人上人"也终归是凡人。只是有些人是"李德裕" ，欢庆再生之喜；有些人是贞观年间的"郑氏" ，在二十四岁如花的年纪，带着无尽的遗憾与世长辞，只有亲人将他或她铭记在一方悲痛的墓志铭中。郑氏的丈夫李君夏在《郑氏夫人权厝墓志铭并序》里回忆："婚后，我的事业不太顺利。此后三年，岳父在洛阳任职，我和妻子与岳父同住，一起照顾老人。不久，我如愿以偿调任颍阳县丞，因岳父调入长安、升职"台院" ，妻子照料岳父进京。同年秋，妻子惦记我一家，提出赴颍阳随任。岳父理解她的心情，特派她的弟弟送她来到颍阳。我正沉浸在夫妻团圆、共同承欢长辈膝下的喜悦中，妻子竟不幸发病。家母不辞辛劳，亲自陪同她去洛阳寻医，却回天乏术……" 司药女官久客承担了不计其数的女患者诊疗任务，和队友们一样持续高强度地工作，熬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医者仁心，古今一同，患者治愈，久客他们欣慰；而当患者如郑氏一般令人痛惜地撒手人寰，他们也会如李君夏那样"悲酸"满怀，看着亡人的遗物"触目增感" 。

"万事萧索，哀愤何言？"——在李君夏最后的悲叹中，唐代所有被疫病夺去至爱亲朋的人们，可曾听见与自己心脏相同的破碎声？好在，经过医者、百姓及衙司等各方戮力同心地奋战，贞观十年的那场瘟疫得以控制，最终消失——鉴于唐代科技水平与现代社会的巨大差距，季节、气温等自然因素的积极变化也必然"居功至伟" 。按照古代史的论述标准，假如把"贞观十年，关内、河东疾病，医赍药疗之"视为一首英雄史诗，最大的英雄无疑是派出医疗救援队的唐太宗李世民，被韩愈所轻视的久客等人很可能被排斥在"英雄"之外，遑论多如蝼蚁的布衣黔首。不过，用我们现代人的眼睛来看，贞观年间瘟疫治理较为有力、波及面稳定控制在3—5个州的范围之内，对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影响较小——构成这段历史的，不仅有英雄的叱咤风云，也有无数凡人的坚忍付出。【注：唐贞观十年救援队的具体人员组成、姓名史无明载，系个人推测。 "久客"是笔者在拙作《神探王妃》（笔名浅樽酌海，致公出版社2019年版）中为一个作用微妙的配角（女医）取的名字，非真实历史人物，非真实历史人物，非真实历史人物。请读者惠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