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报国"惹众怒背后

"论文报国"惹众怒背后：中国科研如何摆脱空转与虚浮？|

CSSCI中文核心期刊《文化纵横》2020年全年杂志预订火热进行中可在“文化纵横”微店订阅 ✪ 成伯清 |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论文是一面镜子，在这场全民抗疫的大考中，不仅能照见研究者的学养和格局，还能照出中国学术的症结。很多人都认为，专业研究者的“论文报国”行为本身无可厚非，但不应借机牟利，醉心于哗众取宠、庸俗媚俗的无益研究。如本文作者所指，当前中国存在着一种值得关注的发展态势，即学术的“悬浮化”倾向：学术研究悬浮于整个社会之上，学界越来越脱离社会现实，学者越来越缺乏现实感，学问越来越不能直指世道人心。这一问题，既源于学术场与权力场之间关系的异化，也源于学术领域自身运作逻辑的异化。为了克服这些问题，作者认为，首先应推动政治场域向学术界保持开放和透明；其次应强化学术共同体的自觉，克服狭隘的专业藩篱和世代隔阂，走出自我游戏的闭环，直面现实；最后应致力于克服文化上的无根状态。文章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4期，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学术的悬浮化及其克服当前学界，至少是我较为熟悉的社会学界，存在着一种值得关注的发展态势，也就是学术的悬浮化倾向。周飞舟曾将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影响概括为悬浮型政权，也就是“使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 。如今，学术也大有悬浮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态势。学术不能扎根于具体的社会脉络，缺乏现实感，不能直指世道人心，几成通病。换言之，学术探索似乎跟真实的社会生活无关，沦为同行之间的一种符号游戏。这种态势当然是学术场域的逻辑所致。而要理解学术场域运作的逻辑，我们首先需要定位学术场域与社会中的元场域之间的关系。所谓元场域也就是权力场域，是社会秩序和日常运作的主导者。中国的学术场域极度依赖权力场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当然，学术场域内部也有分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各有差异，它们的自主性大致跟专业化程度成反比。且不说权力场域对学术场域的直接管理，以及政治逻辑经常在学界权威分层、资源和头衔分配、重大议题设置等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单说权力场域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科层化和自我闭锁的系统，其所覆盖之处，一定意义上可谓是将学界探究的触角系统地屏蔽在外。

现代经验性社会科学必须立足于确切的事实，若无真情实况的掌握，何来真知灼见？我们不难觉察，目前已有的极少数较为翔实的经验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边缘性现象和人群展开的。这固然反映了学者关怀弱势群体的倾向，更为现实的原因，恐怕是那些人群所在之处，是研究者容易接近和能够进入的田野。事实上操控此类人群之结构性机会的力量，却在研究者通常够不着的地方。在“国之利器不可示人”的设定下，学界想要准确、及时地掌握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真实状况已是颇为困难了，遑论探究其中的奥秘及根本机制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学术场域跟权力场域没有互动。恰恰相反，除了上述直接管理之外，其间的互动日渐频繁：一则，权力行使，特别是公共决策的正当化，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在当今社会显得愈益迫切，而专家学者的在场，可为决策科学化提供佐证——至少目前来看，科学化是正当化的最佳辩护甚或是最佳替代。当然，不难预期，专家学者参与其中的机会，取决于专家学者配合机会提供者的程度。凡所言不符决策者期待的人，很快就会知道自己不适合参与这种“游戏” ，且也不大可能再有机会参与。二则，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化，权力场域确实需要专家学者提供专门的智力支持。但这种论证性支持必须在既定的框架内展开，而且应聚焦具体问题解决的话语对策，不可在深层根源和顶层设计上自作主张。如此一来，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能够直面现实根本问题的学术思考，都很难传递到权力场域。经常是在最需要直面现实的场合，专家学者竞相表演着貌似无懈可击，其实无关痛痒的高谈阔论——但这仅是学术话语的空转，缺乏对现实的深层指涉和具体关联。

▍学术场域的运作逻辑学术的内卷化如今已然非常明显。所谓学术内卷化，就是固着在一定的水平不断自我重复，既无突破式发展，也无渐进性增长。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是舶来品，从最初的缺乏规范，到如今的有模有样，从形式上看确实是有所进步。但如果要问，这种探索，或者从国家层面来看，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底产生了哪些关于中国社会的洞见和洞察？若说是乏善可陈，大概也没有多少人反对。何以如此？显然跟学界自身的生态有关。越来越指标化的管理方式，并不鼓励“板凳要坐十年冷”或“十年磨一剑”式的潜心向学，而是鼓励高显示度的作品，结果更容易见效的短平快做派就轻松胜出。即便是各种所谓的重大课题，也是依照工程的模式进行快捷组装，而少有真正的鸿篇巨制。这种研究进路，必多是浮泛之作。虽然学界之外的指挥棒还在起着主导作用，但毕竟专业性在不断增强。于是，移植来的行话术语，越来越让一般公众不知所云。而一旦学术的阅评人和评议人局限于同行之中，甚至是一小群同一研究领域的同行，那么可以想见，炫技式研究取向就会超过对现实问题的关怀。研究领域的不断分化，确实有利于学者之间的错位竞争，也可满足占山为王式的“利基”（niche）冲动，但我们都知道，社会现象都是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绝不可能切割出一小块来彻底探究一番，然后声称问题全部得到澄清，因为这一小块儿是更大系统建构的产物，而且在边界上也肯定切割不清。尤其是中国这种依然带有总体性支配特色的社会，即便是特定领域的看似明确的项目制治理，也不可能围绕特定的项目即可澄清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项目本身只是更大更高部分的一种治理策略而已。但学术研究的碎片化，几乎是无法遏止的趋向，因为现有的研究范式和手段，现有的学科训练，以及现有的期刊审稿制度，都要求界定明确的可以操作的经验性研究。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经验或实证（empirical）研究，随着对数据分析技术的日益强调，涵义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经验不再是我们直接体验和感受到的现象，而成为通过测量工具所获得的数据或资料。不少研究者可能擅长数据处理和模型建构，但对数据所反映的现象，可能根本就没有现场的切身感受。这种缺乏现实感的研究，怎么可能言之有物？更别说能有惊人的经验事实的发现了。导致学术悬浮化的另外一个深层原因，源于我们用以理解现实的概念工具跟我们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社会及社会成员的自我理解，不仅是指导日常实践的理念，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现实的构成要素。离开了这种自我理解，试图以超然的概念去把握社会的实质，往往难以奏效。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 “社会学家作为研究领域的现象，已是有意义地构成了的现象。 ‘进入’这种领域的条件，就是要了解行动者在‘进行’社会生活中的日常活动时已经知晓了什么和必须知晓什么。就预先假定了行动者也具有一定的概念能力来把握指涉他们行为的概念而言，社会学观察者所发明的概念是‘二级’概念。但就社会科学的本性而言，这些概念能够通过为社会生活本身所采用而成为‘一级’概念” 。在理想状态下，学术概念和现实生活应该能够存在双向的诠释关系。显然，当今中国社会科学所用的概念大都是舶来之物，虽然随着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有些概念成为日常生活用语，但毕竟主要的概念不是源自生活。在以舶来的概念总结和解说现实社会生活时，经常出现挠不着痒处或戳不到痛点的情况。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未能真正勾连和扎根于日常生活和文化传统，自然也就悬浮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