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香港鼠疫的中西医之争( 二 )
香港政府将新建的玻璃局改为临时的中医院 ， 隔离患者 。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承认 ， 当时西医学对鼠疫束手无策：“这个疾病可怕的死亡率无法让任何一种医疗方法显示它的优越性 。 而本土医生常宣称他们的疗法与欧洲医生的疗法同样有效 ， 甚至更有效 。 ” 赖玛西写道：本土医生有时会医好鼠疫病人 ， 他们坚称传统医药可治愈约五分之一的鼠疫病人 。 广州居民在面临这场大疫灾时 ， 对本土医药更具信心 。 （梁其姿：《变中谋稳》第208-209页）港府从近代公共卫生学说出发 ， 认为重点在于预防、消毒、隔离 ， 治疗只是最后手段 ， 显示中西社会在应对瘟疫的策略上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 当时广州没有发生冲突 ， 在于清政府没有强制要求采取哪种治疗方式 ， 由病人自主选择 。 在传统文化里面 ， 面对如此凶险的瘟疫 ， 民众认为中医给了他们一线希望 ， 至于尽心救疗之后仍然不治 ， 他们会归之于命中注定 。 尽管广州普遍采用中医中药治疗 ， 但由于政府没有实施严格的隔离避疫措施 ， 广州的死亡人数超过7万人 ， 大大高于香港的数千人 。彼时中西医之争是文化冲突与利益冲突的交织 ， 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医疗问题 ， 而是根本性的中西宇宙观、性命观的差异 。 文化冲突很难有什么调和之法 ， 但利益之争有可能通过立法加以一定的调整 。 个人认为 ， 中医作为“经验科学” ， 当出现一种新的疫症时 ， 可尝试利用一些“验方” ， 有些会达到较好疗效 ， 但这种效果似不宜夸大 ， 也须建立在病人自愿基础之上 。 中西医建立于不同的原理之上 ， 在如今西医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 ， 中医学界应尝试用世界通行的“科学语言”来表达其疗效及副作用 。 治理瘟疫首先还是要依靠良好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 ， 增进预警机制的有效性 ， 切断传播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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