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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专家复盘：“不明原因肺炎”上报失灵的背后( 三 )


疫情发生一个多月以来 ， 《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前前后后已经修订过5次 ， 出了6个版本 ， 因为确定了病原体的存在 ， 这些方案都要求新冠肺炎的确诊条件之一为病原体检测结果阳性 。
复旦大学公卫教授胡善联指出 ， 需要通过核酸检测确诊病人 ， 初期核酸检测试剂盒不足 ， 对疫情防控造成了一定延误 。 “部分疑似病人最终应该是确诊的病人 ， 由于检测试剂供应不够 ， 很多疑似病人没有及时确诊 ， 也造成了一定的传播 。 ”
陈国强等人也指出 ， 疫情暴发后 ， 因流程尚不清晰 ， 出现了符合资质的医疗机构迟迟无法获得检测资质 ， 大量疑似病人积压给临床工作带来巨大压力 ， 而疾控部门由于短时间研发生产的检测试剂质量“良莠不齐” ， 样本采集标准化程度不高等问题难以将检测权限下放 。 在这个过程中 ， 双方的沟通与协商机制在早期不够健全 ， 影响病毒感染者的早期筛查和确诊 ， 成为延误诊断的“堰塞湖” 。
核酸检测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假阴性”高 ， 即使对于已确诊的病人阳性率也只有30％～50％ 。 因此 ， 第五版《诊疗方案》对湖北省内的疑似病例不做流行病学史要求 ， 并将肺部CT表现视为“临床诊断”类别 。 诊断标准调整后 ， 2月12日 ， 湖北新冠肺炎病例激增了14840例 ， 其中含临床诊断病例13332例 。
第五版诊断又回到了最初的临床诊断 。 对此 ， 姜庆五表示 ， “果断地采取措施非常重要 。 一个新发传染病不一定要等待病原清楚、诊断方法建立 。 还好我们现在有先进技术 ， 如果放到十几年前 ， 这样的情况根本不可思议 。 ”
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荣休教授唐金陵也指出 ， 和上次SARS一样 ， 媒体上传播的消息 ， 使公众和决策者认为 ， 分离病毒以及研制检测方法、治疗方法和疫苗等工作是首要的工作 。 “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 ， 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 这些研究固然重要 ， 但是对于控制迫在眉睫的传染病 ， 根本就来不及 。 ”
他还举例说 ， 上次的SARS疫情就不是靠发现病毒来控制住的 ， 至今也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 ， 疫苗至今还是遥遥无期 。 成功控制SARS最终靠的是传统的检疫、隔离、消毒、通风、个人防护等卫生措施 。 如果SARS期间我们更早、更大地让卫生和疾控发挥作用 ， 可能传播的范围会小得多 ， 死的人会少得多 ， 医护人员的保护会好得多 。
「病例」专家复盘：“不明原因肺炎”上报失灵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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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决策者缺乏专业知识 ， 专业人士的建议可能也是徒劳”
2019年12月31日 ， 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抵达武汉 。 这一天 ， 中国CDC应急中心主任李群与同事们也赶到武汉 ， 分三组对武汉金银潭医院的89例收治病人全部进行了调查 。 他们的工作包括病例监测、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管理等 。 据CDC官网信息 ， “随着大量认真细致的调查分析 ， 相关调查研究和风险评估报告陆续提供到决策部门手中 。 ”
CDC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如何 ， 以及这些风险评估报告对决策部门起到什么作用 ， 这些情况至今仍不得而知 。
中疾控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病毒学家、复旦大学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兼职教授张永振领导的团队于2019年12月26日收到来自武汉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一份 。 1月5日上午 ， 他们从标本中检测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 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 上海公卫临床中心在同日向国家卫健委提交了一份病原学调查报告 。 报告指出：鉴于该病毒与造成SARS疫情的冠状病毒同源 ， 应是经呼吸道传播 ， 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以及在临床救治中采用抗病毒治疗 。
但这份报告似乎并未起到什么作用 。 从第二天 ， 即1月6日开始 ， 到1月10日 ， 武汉市卫健委均未作疫情通报 。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 ， 早至1月4日 ， 香港特区政府便对不明原因肺炎启动了“严重”级别应变 ， 尽管当时该地怀疑病例只有7例 。
“是公共卫生系统出问题了 。 ”曾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不是流行学调查没调查好 ， 也不是病毒不该研究 ， 也不是不该发论文 。 这些信息都报上去了 ， 怎么及时转化成防控行动？现在的新冠疫情防控 ， 还不是一个应急的战时体制 ， 就像打仗 ， 有情报部、参谋部、司令部 ， 情报信息迅速到参谋部去研判 ， 参谋部给出建议以后 ， 司令部马上就拍板 ， 应该是这么一个体制 。 ”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张作风回忆说 ， 2003年SARS的成功防治 ， 得益于当时有很多流行病学专家和疾控专家献计献策 。
然而 ， 一位疾控专家认为 ， 社会仍未从过去的教训中总结经验 。 SARS期间 ， 作为防控顾问 ， 他能直接参与研判 ， 得出的结论或者建议很快地转化为防控行动 。 而现在 ， 省疾控中心的调查结果要向省卫生厅报告 ， 市、区、县疾控向各级卫健委报告 ， 卫生行政部门要向政府报告 。 “经过一层一层上报 ， 效率就没了 ， 而且真正报上去的信息可能也走样了 。 ”
陈国强等人则指出 ， 地区决策者是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指挥主体 ， 需要第一时间组织专家团队提供决策建议 。 武汉作为国内临床医疗、公共卫生及病毒研究最豪华的专业阵容所在地 ， 此次专业团队在当地政府早期疫情判断及应对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似乎没有得到最大发挥, 是需要深入思考与反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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