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为何降低外国人永居门槛也不放开生育？( 三 )
3.2 绝不能再有事实上的超国民待遇 ， 伤害国民感情一些外国人在中国享有事实上的超国民待遇 ， 引起公众严重不满 。 2012年中组部、人社部等多部委联合发布《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规定 ， 除政治权利和法律法规规定不可享有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外 ， 原则上和中国公民享有相同权利 ， 承担相同义务 。但事实上 ， 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现象屡见不鲜 。 所谓的“外事无小事” ， 一些地方常给予外国人特殊照顾 ， 或遇到纠纷时更倾向安抚姑息；个别部门为了面子工程把引进留学生当成任务下派指标 ， 甚至花纳税人的钱给财政补贴 ， 给高额奖学金和各种超常待遇 。 比如 ， 不少高校对外国留学生配专门住宿 ， 一般1-2人间 ， 而中国本科生一般4-6人间；2019年山东大学学伴事件（1个留学生配3个学伴）更是引起公众哗然 。 再比如 ， 有大量公开媒体报道 ， 某地警察帮外国人快速找回钱包、自行车等 ， 但类似事情若发生在中国人身上效率一般不会这么高 。我们不应该忘记 ， 中国曾有过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惨痛经历 ， 差点就成了亡国奴 ， 那段被列强欺辱的历史 。我们不应该忘记 ， 1949年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多少人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 这就是中国的民族情感 。对外国人的管理应该一视同仁 ， 对遵纪守法的要依法平等保护 ， 对违法乱纪的要依法进行处置 ， 绝不能再有事实上、隐性的超国民待遇 ， 这会伤害国民感情 。3.3 门槛不能太低 ， 充分吸取欧美经验教训社会公众普遍支持引进外国高素质人才 ， 但担心中国绿卡门槛降低 ， 担心可能导致外国人大量无序涌入 ， 尤其低素质人群带来的大量问题 。当前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深受移民问题困扰 ， 大量外来移民不仅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 ， 还带来了社会治安、公共安全问题 。 即便是美国 ， 虽然长期受益外来移民涌入带来的人口红利 ， 但也同时面临种族冲突等复杂社会矛盾 。 并且 ， 由于白人生育率低 ， 非裔、拉美裔等人群生育率高 ， 上述发达国家的人口种族结构在不断变化 ， 少数族裔比重不断增加 。从现实看 ， 虽然大部分外国人素质高、有礼貌、贡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 但也确实有一些外国人在华表现不佳 ， 素质低、不尊重华人、违法犯罪行为频现、自觉高人一等、享受超国民待遇、殖民地心态 ， 引起公众反感 。 2020年《条例》规定 ， “国家建立外国人永久居留政策定期评估调整机制 。 必要时 ， 经国务院批准 ， 对外国人永久居留资格实行定额审批制度” ， 但不少人依然担心 。具体看2020年《条例》 ， 可能有如下三个方面值得探讨：一是工作类别申请门槛是否过低？比如 ， “工作”类别中 ， 博士或国际知名高校工作满三年、居留满一年即可申请永居 ， 国际知名高校范围如何界定？学历层次如何界定？普通外国人连续工作满4年、实际居留满2年、年收入不低于当地平均工资的6倍可申请永居 。 时间要求是否过短？收入证明现实中可以操作 ， 如何防范？二是在家庭团聚方面 ， 如果1个外国人有4-6个孩子 ， 根据《条例》通过工作或与中国公民假结婚等获得永居权后 ， 可将配偶、子女、父母陆续全部带来 ， 乘数效应很大 ， 如何防范？三是未明确要求无违法记录 ， 降低健康要求 。 2004年《办法》明确规定 ， 需要指定部门出具的健康证明书 ， 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国外无犯罪记录证明 。 2020年《条例》未明确要求无违法记录 ， 在健康要求方面规定“患有严重精神障碍、传染性肺结核病或者可能对公共卫生造成重大危害的其他传染病”的不予批准 ， 如此低的门槛 ， 带来的社会安全、公共卫生风险如何防范？3.4如果一定要降低门槛 ， 我们建议优先引进外国年轻单身女性 ， 解决中国性别失衡问题中国剩男现有超2000万 ， 2040年或达4000万 ， 绿卡制度调整可考虑降低外国年轻单身女性门槛 。 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 ， 联合国设定出生人口性别比（女性=100）的正常值为103-107 。 在计划生育政策下 ，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80年代开始逐渐走高 ， 1982年为107.6 ， 1990年超过110 ， 2000年接近118 ， 之后长期超过120 ， 2017年降至111.9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 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 ， 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 ， 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 。 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仅略超1000万人 ， 2000年超过1600万 ， 2015年超过2000万 。 随着1990年以来高性别比的出生人口逐渐进入婚嫁年龄 ， 预计未来“剩男”问题还将更为突出 ， 预计到2040年可能达约4000万 。 严峻的剩男问题使得“个人困扰”的婚姻挤压问题可能演变为“公共问题”的人口安全问题 ， 包括妇女买卖、性骚扰、性犯罪等 。 最近几年 ， 越南新娘等现象屡屡见诸报端 ， 正是反映了中国男性面临的严峻婚配形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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