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策的制定以及推行过程中 ， 劳工慢慢被官府确定为疫病的携带传播者 。 加之晚清以环境卫生为公共卫生的基本内容 ， 认为环境不洁是致病的重要原因 ， 故而特别强调清洁 。 在东北大鼠疫期间 ， 老鼠是已知的细菌宿主 。 老鼠与生活环境好坏有着密切关系 ， 因此人们会根据生活环境、有无老鼠来判断人是否会染上鼠疫 。 医学知识和具体防疫措施不知不觉都指向了居住条件差的劳工群体 。 劳工的生活境遇决定了他们成为鼠疫主要受害者 ， 劳工的无奈逃离又使他们被确定为传播者 ， 可以说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结果 。
公共卫生不仅关乎“人体与疾病” ， 更关乎“社会与疾病” 近代北京的公共卫生治理同样深受环境卫生观念与行政问题的影响 。 清末民初 ， 北京学习日本 ， 建立警察卫生制度 ， 将公共卫生纳入警察体系 。 一方面 ， 由于经费缺乏 ， 公共卫生通常无法得到警察局分配的财政支持 ， 最后成为了搞清洁、扫地等等环境卫生工作 ， 效果不甚理想 。 另一方面 ， 专业医生也更愿意进入医院机构 ， 不但收入高 ， 而且能学有所用 。
无论是东北的交通遮断还是北京的环境卫生治理 ， 都反映出了人们期望通过人为的干预阻止、预防疾病 ， 尤其是感染病的爆发与传播 ， 提高社会健康水平 。 然而效果都不如人意 ， 甚至以失败告终 。 前者试图通过交通遮断来切断传播路径 ， 然而东北地形辽阔 ， 入冬后地冻冰坚 ， 劳工可绕开要道 ， 取小径而行 ， 政府人手不足 ， 疲于防堵 ， 很难真正阻断人员来往 。 后者寄望以清除老鼠等疫病源头来治理城市环境 ， 而警察卫生制度缺乏专业指导 ， 官僚行政繁冗拖沓 ， 直接将公共卫生降级为针对个体行为的纠察和城市清洁的维持 。 可见 ， 要达成“防控疾病”的初衷 ， 应当考虑的不只有疾病的来源、传播途径等因素 。
生物医学知识为公共卫生建设提供方向规划 ， 在现实中却很难成为其主导因素 。 杜丽红认为 ， “公共卫生措施往往依据的不是‘疾病的逻辑’或‘科学的逻辑’ ， 而是深受权力、统治、多元文化和道德规范的影响 。 ”想要用医学知识来造福社会 ， 改善人类的健康状况 ， 需要专业知识、行政、经济等资源的调用和投入 ， 如何将这些技术、资源、观念行之有效的整合是公共卫生施行的关键 。 在此层面上 ， 包括防疫在内的公共卫生不光是医学的事务 ， 它应当是学科交叉的产物 ， 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都要有一份参与 。
在今天 ， 我们看到公共卫生有被简单化为医学隔离的倾向 。 现代社会已经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 ， 采取防疫措施 ， 需要顾及社会功能与秩序所受的影响 。 如果人口不流动 ， 工厂怎么办？订单怎么办？法律违约怎么办？每个人都背负着巨额的债务 ， 还房贷怎么办？疫情会带来连锁反应 ， 所牵涉的一系列问题亟需社会科学界的研究 。
而中国目前的公共卫生研究基于一套专业的预防医学术语 ， 在跨学科交流上市场产生话语隔阂 ， 各专业在研究公共卫生问题时难免出现“闭门造车”的局面 。 它们所关注的问题不同、话语不同 ， 很难真正进行对话 。 不少经济学者、社会学者研究公共卫生 ， 但较难看到公共卫生学者去讨论国家公共卫生的社会、经济问题——公共卫生研究因而产生了“内”“外”之别 。
许多专业的防疫措施要通过行政来施行 ， 在这个过程中 ， 行政可能会把医学的隔离变成人的隔离 。 在医疗人员的论断和行政措施之间应当有什么样的张力？这需要公共卫生学家去研究 。 但现在的公共卫生研究比较重视疾控系统的建立 ， 不太重视如何将其理念通过行政系统、政策咨询或是应对策略落到实处 ， 缺乏对隔离所面临的各种难题的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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