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头仍有顾虑 6万新冠肺炎康复者如何面对愈后生活？( 二 ) 出院30多天后

“按照医学标准，我们已经治愈了，可是不论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方式，还是我们看到其他人的行为方式，都在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治愈还没有实现。 ”马成说。
34岁的张丽在经过18天住院治疗、14天康复隔离后， 3月10日，她所在社区派车来酒店接她回家。上车后，她发现车内经过简单改装，驾驶室和后面的座位被隔开，突然增加的这一道物理屏障让她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其实我非常理解这是一种正常的防护，但是又总觉得这些防护无时无刻在提醒着我自己不正常。 ”有着相同经历的文婷说，一边“玻璃心” ，一边豁达，就是自己这段时间内心的真实写照。
张丽说，自己和一些病友聊过，除了规定的康复隔离14天，很多人都希望在外面继续多隔离一段时间。 “当时和我坐同一个车出隔离点的病友，还和社区商量能不能找个酒店继续隔离，但是现在酒店不好找，都被征用了。 ”
在康复隔离点时还有一个病友让张丽印象深刻，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叔，一家人都感染了新冠肺炎，分散在各个定点医院和方舱，幸运的是症状都不严重；近期他的大女儿已经回家，他是第二个回家的，相聚就在眼前，他却日日忧心回去后复发。
张丽也担心复发。她说，当时和自己一起从医院到集中隔离点的有11个人，在隔离期间因为是单人单间，大家并没有交流，直到出隔离点才知道，有人因为“复阳”又回到医院了。
“不想回家”的另一面，还有着最朴实的想法——对治愈后病毒的不确定，不愿意拖累家人。
回家的第一天，张丽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她不敢多和家里人说话，担心自己吐出来的飞沫含有病毒，会传染给家里人；而在隔离点一般晚上9点多睡觉的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深夜12点多才睡着。 89岁的奶奶见张丽回来了，缠着要她陪着打牌，她也不得不拒绝。 “32天都没回家，其实我也想家，但想家和家人健康比的话，还是家人健康比较重要一点。 ”张丽说。
“亲人就在身边，可我却不敢靠近。 ”正成为不少新冠肺炎治愈患者的真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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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武汉东西湖区一处康复隔离点内，医护人员正在带领患者做运动
图片来源：每经采访人员张建摄
“我有个朋友康复出院后，不敢见人，怕他们都躲着自己，不敢摸门把手，不敢见自己的孩子，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一位武汉康复驿站的医生说，其驿站的治愈患者中，也有不少人出现焦虑情绪， “有人老怀疑自己没好，还有人觉得其他人会不会再传染给我？我要离其他人远一点。 ”
“我不知道这种状态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确定自己是真正的痊愈了。 ”张丽说。
因为对伤痛有了记忆，所以他们尤为敏感和谨慎。

亲人不在了，感到无力和悲伤

马成说，要说此次疫情对武汉千万家庭改变有多大？他家肯定属于最典型的那一类。
1月18日，马成的公司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团拜会，那天，身为公司销售骨干的他多喝了几杯。回到家的第二天下午他就觉得身子不对劲，身上的肉扯着疼。
没过几天，自己的妻子、父亲和母亲都相继出现了类似的症状。在当时武汉医院床位资源极度紧缺的情况下，马成1月25日在武汉市第三人民医院成功争取到一个床位、1月28日妻子住院，父亲和母亲也相继在医院得到救治。马成一度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可之后发生的变故，当初的“幸运”也变得复杂起来。
2月9日，马成连续两次核酸检测为阴性，符合出院标准， “其实当时我肺部还是很疼、呼吸也不舒服，我是想再多住几天的，但当时床位紧张，没办法。 ”马成感叹道。出院后，马成在家自我隔离，由于家里人都在其他医院治疗，那段时间的生活物资都是朋友帮忙购买运送。
马成出院的那一天，武汉开始进一步强化新冠肺炎患者分级诊疗，将重症、危重症患者定点医院扩容至10余家。
2月16日，马成父亲所在的医院工作人员打电话告知他，父亲病情有恶化迹象，需要转院。 “转院的第二天，父亲电话告诉我，因为病床衔接不顺，他转院当天等到凌晨3、4点钟才有床睡觉。 ”马成回忆道。
“他走得很快，我爸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他想吃苹果和牛奶，我还打算第二天托人送过去，第二天医院却告诉我，他头天晚上已经走了。 ”马成说，从父亲转院到去世不过几天时间。
身在家中隔离的马成不能去医院见父亲最后一面，他也不能把这份悲痛告知他的妻子和母亲，他独自承担着父亲突然离世的哀恸与无助。午夜梦回，马成不止一次地设想，如果年前公司聚会他没有去，是不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父亲是不是还能再活20年？只是，即便想了很多次，他还是不知道，等疫情过去，与妻子和母亲团聚时，他要如何向他们诉说起父亲离世那一日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