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龙网

  1. 首页 > 资讯 > 财经 > >

『新基建』“新基建”应该怎么建( 二 )


对凯恩斯的这个命题，我曾思考过很久，后来终于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凯恩斯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支持者，他当然知道采用公共工程来刺激经济可能造成的后患 。因此，他只是把公共工程当成医治萧条的“药”，而不是将其视为市场经济的替代 。既然是一剂“药”，那就要在想吃时可以及时吃到，吃后又不会产生依赖 。而如果这个“药”有其他价值，这两个目的就不能达到：一方面，在讨论这项工程的可行性时，人们可能会更多地关注工程本身的价值，而忽略其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从而可能影响工程的通过；另一方面，当刺激政策已经达到目的，需要退出时，一些利益集团可能会以工程本身仍有价值为名阻碍刺激政策的退出 。基于以上两个因素，仅从刺激经济的角度看，“有用”的工程其实并不如“浪费性”的工程有用，也不如“浪费性”的工程那样可以收放自如 。所谓“无用胜有用”，用来形容这一思路可能是再合适不过了 。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知道，从性质上看，基础设施并不太适合来作为经济刺激的手段——至少从凯恩斯的原意来看，情况是这样的 。既然如此，那么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理论基础究竟来自哪儿呢？颇为令人玩味的是，它并非来自于任何一位凯恩斯主义者，而是来自于一位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Rosenstein-Rodan） 。  
在学术生涯的早期，罗森斯坦-罗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奥派经济学的经典命题，例如“边际效用”、“时间价值”等，但让其闻名于经济学界的，却是其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作出的贡献 。在1943年出版的著作《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的若干问题》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大推进”理论（TheTheoryoftheBig-Push） 。这一理论认为，就像飞机起飞需要获得一定的初始速度一样，一国的经济要实现发展，必须要经历过一个工业化过程 。  
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 。罗森斯坦-罗丹将资本分为了两类，“社会分摊资本”(SocialOver－headCapital)和“私人资本”(PrivateCapital) 。其中，“社会分摊资本”大致上就等于我们所说的基础设施 。从功能上看，这两类资本有很大的差异，私人资本可以获得直接的收入，而社会分摊资本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其外部性上 。一般来看，社会分摊资本本身的直接回报未必能抵消其成本，但它却会对某些产业的经济回报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从整体的经济回报看，基础设施将可能产生可观的正收益 。基于以上原因，罗森斯坦-罗丹认为，在着手特定的产业发展之前，政府应当首先对与这些产业相关的基础设施进行建设 。这样，在后续的发展中，这些产业就能获得足够的经济回报，其发展速度也就会更快 。  
“新基建”究竟是什么  
通过以上冗长的讨论，我们可以明确一个事实：基础设施本身应该是为了奠定长期发展基础，为提升特定产业的未来回报而服务的，它本身未必具有经济刺激手段所需要具有的特征，也未必适合用于作为短期调控政策 。  
现在，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重新放回到“新基建”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什么才是“新基建” 。关于“新基建”的内涵，现在有很多说法，我归纳了一下，这些说法主要有如下几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是几次重要的中央会议 。例如，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提出“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而在2020年3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则提出了“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的说法 。一些学者综合这些重要会议的说法，认为“新基建”指的应该是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这五大领域 。不过，在所有的这些会议中，对“新基建”的表述采用的都是列举的方法，并运用“等”字来表示了省略 。这意味着，认为“新基建”就是以上五个领域，很可能让这个定义显得过于狭小了 。  


推荐阅读


上一篇：公共预算：前2月全国税收收入下降11.2%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77%

下一篇：【中新经纬】北京商务局致歉：“有关刺激汽车消费措施”尚未研究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