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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新基建”应该怎么建( 四 )


“新基建”应该怎么建  
下面的一个问题是，“新基建”究竟应该怎么建 。  
中国是一个基建大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在基建领域投入过巨大的人力、物力，所取得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不过，也必须看到，在过去的基建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  
第一，在基建过程中，不少人会特别看重由此产生的短期经济绩效，却忽视了基建本应发挥的长期效应 。  
第二，基建的高投入，让经济运行的风险大规模提升 。为了对基建的庞大支出进行融资，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需要大幅提升自己的负债率 。由于《预算法》等法律的限制，我国的地方政府并不能随意举债，只能通过建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来向各大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借债 。不过，随着中央政府全面收紧面向地方政府的银行贷款，这一渠道又被堵死，地方政府只能去寻找其他融资工具 。而这些融资工具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具有影子银行的性质 。目前，过高的杠杆率和庞大的影子银行已经成为了威胁中国经济的两大隐患，而它们的产生都或多或少和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着关系 。  
第三，大规模基建的进行，引发了严重的“国退民进” 。在历次大规模基建过程中，国有企业都是建设的主力军 。它们不仅可以获得更便宜的贷款、更多的补贴，还能获得回报更高的项目 。这种政策的倾斜，让国有企业的相对竞争优势大幅增加，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则受到了相应的抑制 。  
除此之外，以往的大规模基建还造成了产能过剩、房价飙升等后遗症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很多人才会谈基建而色变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必须十分重视“新基建”的实施方法，从而有效提升“新基建”的质量，避免“旧基建”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负面影响 。具体来说，如下几点应该是值得重视的：  
第一，应当避免将短期的刺激效果作为选择“新基建”项目的指标 。现在的很多讨论中，都把“新基建”神化为可以兼顾短期与长期、需求与供给的灵丹妙药 。在我看来，这种论述是危险的 。如前所述，短期的、需求侧的刺激工具和长期的、供给侧的赋能工具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差别，而“新基建”本身的特质决定了它难以承担起短期刺激工具的角色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继续将短期刺激后果作为选择和评价相关项目的指标，就可能产生严重误导，最后挑出的项目反而可能会是既无助于短期，也无助于长期的“四不像” 。相比之下，采用更为长期的、社会性的指标来作为“新基建”项目的选择依据，或许能帮我们找到更为重要、更为值得大力投资的项目 。  
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那些能够在长期促进整个经济中所有部门生产率的“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Pur－poseTechnologies），以及对一些重点行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关键技术”（Criti－calTechnologies）应该要受到特别的重视 。从短期的拉动GDP、创造就业看，这些技术的作用很小，但从长远来看，它们却会是整个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此必须予以重点的扶持和发展 。  
第二，在“新基建”的推进过程中，应当兼顾自上而下的供给推动和自下而上的需求拉动 。在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一直存在着两条思路：一条是罗森斯坦-罗丹主张的基础设施先行，在基础设施发展后，再带动相关产业；另一条则是赫希曼主张的，先放开相关产业，让它们发展了，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大了，自然就会反过来要求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过去的实践当中，我国基本采用了罗森斯坦-罗丹的思路，通过提供超前的基础设施，来为经济发展扫平道路 。这种做法当然有其优势，但它必须在事先垫付巨额的资金，从而产生高债务等问题 。而反观赫希曼的思路，却能让基础设施很好地适应现实发展，让它对经济发展起到立竿见影的后果 。由于有相关产业的需求作为支持，融资也相对容易，政府的财政压力也会相对较小 。针对这一点，在“新基建”的建设过程中，政府不妨兼顾两种思路，既要对一些事关长期发展的关键技术领域进行预先的投资，同时也要重视倾听产业界的声音，提供它们所亟需的一些基础设施 。举例来说，在这次疫情过程中，市场上对于服务业数字化支持平台的需求就很大，如果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供好相关的基础设施，那么其收益将是十分可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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