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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基层治理，从抗疫中学到什么

基层治理，从抗疫中学到什么
制度的优势和治理的短板，在应对突发重大事件的时候，往往体现得更加充分 。在此次疫情防控总体战中，基层作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第一线，经历了一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 。其中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基层治理能从抗击疫情中学到什么？围绕这些话题，我们专访了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吕德文 。
实打实跟群众打交道，处理疑难问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基层淬炼
Q
在抗疫过程中，有哪些基层治理的创新之举让您印象深刻？
吕德文：我印象最深的是机关干部下沉一线，支援基层疫情防控 。没有增加治理资源，把干部下沉下去，统一编入街道社区工作队，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参与消杀、给孤寡老人送菜、测量体温等工作，这样一来把基层工作做扎实了 。对于下沉干部来说，你实打实跟群众打交道，处理疑难问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基层淬炼 。
Q
干部下沉在抗疫中发挥了作用，这种战时机制对于提高基层治理能力有什么启发呢？在日常状态下，是不是也有必要让我们的治理体系进一步下沉？
吕德文：下沉是基层治理改革的方向 。治理重心下沉，意味着权力、资源也要下沉 。在这些方面，各地做得还不够 。往往是事情下去了，权力还在上面 。基层表面上有了做事的权力，也有做事的资源，但受到了方方面面的诸多限制 。简单而言，上级只是下沉了责任，但并没有赋予基层足够的自主空间 。
疫情倒逼街道、社区用一件件事情把群众组织起来
Q
街道、社区和居民日常联系相对松散，抗疫期间个别地方出现组织动员群众不够的现象 。有分析认为，相较农村，城市主要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们的原子化程度更高，这导致城市基层社区的整合和动员能力天然较弱 。您怎么看？
吕德文：城市看上去是原子化的，但要组织起来也并不困难 。问题是，街道社区跟群众之间关系太薄弱 。社区原来是做群众工作的，现在基本上变成了承接行政任务，平时主要跟特殊群体打交道，比如低保户、残疾人、流动人口等 。百分之八十的居民平常跟社区基本没什么接触，社区干部对群众也并不熟悉 。加上这次病毒传染性很强，大家都不敢接触 。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之间要求街道社区跟老百姓打交道，一些问题就暴露出来 。
但是，疫情也倒逼街道和社区组织群众 。比如一些社区以楼栋为单元建微信群，网格员当群主，大家一起团购蔬菜 。总之有很多类似的切入点，通过一件件具体的事把群众组织起来 。基层干部和群众彼此熟悉了，建立起了联系，组织力、凝聚力就会越来越强，将来都会转化成治理能力 。
Q
相较于服务群众，您为什么格外看重组织和动员群众？
吕德文：我们团队贺雪峰教授分析提出，基层治理有三重境界 。第一重是提供服务，简单讲就是投入人投入资源，把钱花下去把事做成，多一件事就多配几个人 。投入的资源增加了，但治理能力并没有增加 。第二重是通过做事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 。比如抗击“非典”时有些基层搞过应急管理，有些应急能力留了下来，这次就用上了 。没有新增加资源，或者新增加很少，但把新发生的事情办得很漂亮，整个治理能力提升了 。还有一种，治理能力是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实现 。合理配置资源，办事效率提升了 。比如北京这两年推行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没有增加多少资源，但解决了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疑难杂症 。第三重境界是群众自治 。群众的主体性被激活了，可以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我们一定要善于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不能搞包办代替，把群众工作变成替群众做工作 。
要让基层干部有更大的自主空间
Q
怎样让基层干部真正和群众融为一体，而不是陷于报表、时效的硬压力呢？
吕德文：现在的街道和社区，很像是一个派出机构 。做什么，怎么做，都是上级设定，做事的资源也是上级给的，做成什么样也是由上级来评判 。它们自主空间很小 。只能是上面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群众工作 。农村也存在类似问题 。比如现在有的地方要求村干部坐班，在村一级设服务中心，表面上似乎方便了群众，但实际上弱化了基层治理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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