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网综合#辗转四个国家六个机场,留学生只为逃离英国
鲍里斯自己在多次讲话中强烈呼吁。#北青网综合#辗转四个国家六个机场,留学生只为逃离英国
希望不要发生医疗挤兑造成NHS系统崩溃
很多留学生的恐慌也正是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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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在英国伦敦,一名4岁的小孩透过玻璃看望自我隔离中的曾祖母。
逃离英国
“群体免疫”带来的集体恐慌
本刊采访人员/霍思伊 李静 曹然
王婧宜在希思罗机场候机时,感到很分裂。
排队登机的队伍里,几个中国人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全副武装。与之相对,整个机场,没有一个工作人员戴口罩。这是凌晨六点的伦敦,时间是2020年3月20日。
时间倒回3月8日中午,张艳琼登上伦敦飞往科伦坡的飞机,上座率近八成的飞机上,也只有她一个人戴口罩。
这12天里,英国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从257例急剧上涨到3741例,死亡人数则从3人增加到177人。但在希思罗机场,这一人流密集的感染高危地带,英国人的状态看起来似乎一成不变,与数字的攀升形成强烈对比。
在王婧宜看来,这种分裂不仅反映出中英两国对防护重视程度的差异,也映射出这种反差背后,不同政府的防疫政策对民众观念所形成的深刻影响。
当英国政府提出“群体免疫”概念后,此前累积的不安很快在中国留学生中发酵成集体性恐慌。“普遍的情绪是愤怒、失望以及恐慌,觉得无法理解。”剑桥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曲蕃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截至3月21日24时,北京累计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共97例,其中来自英国的有30例,位列第一。从输入病例的职业背景来看,留学生就有51例,占52.6%,超过了半数。在英国的“延缓”和中国的“应收尽收”之间,留学生们选择了用脚投票。
回国一票难求
直到3月10日,王婧宜还没有回国的打算。
王婧宜在剑桥大学中国研究系攻读博士,今年是第二年。本来她一直期待3月13日的学院150周年庆舞会,很早就买了票。当时,英国的确诊病例在300左右。她的一个朋友劝她,不要去,按英国目前的政策,整个局势一定会恶化。她极不情愿地退了票,为了安全,还提前退了剑桥的宿舍,和朋友一起搬到一个独立公寓居住。
没想到,疫情真的在几天后急转直下。从3月10日起,英国每天的新增确诊病例都在100例上下,舞会前一天,新增了207例。此前,在1月31日首次确诊两例后,几乎整个2月,英国的确诊病例一直是个位数,而且没有死亡病例。“3月上旬之前,英国的确诊一直是非常缓慢地增长,所以一开始我们也不太担心。”王婧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退票后,王婧宜给学院发邮件,建议舞会改期。“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知道过去两个月内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希望不要在英国重演。”在邮件中,她这样写道。学院回复称,国家防疫部门和健康部门都认为没必要取消大型活动,所以无需恐慌,舞会也不会取消,但会在现场提供消毒洗手液,也要求有感冒、发烧症状的学生不要参加。舞会当晚,尽量减少亲密接触的活动。
3月13日是个周五,在英国一向有“喝一杯”的传统。和此前的每个周五一样,酒吧里的年轻人在热烈交谈、举杯,学院舞会照旧。不同的是,这天王婧宜搬进公寓,开始了她计划中的“自我隔离”生活。别人在跳舞,她在囤粮。15公斤大米、100卷卫生纸,这是她和另外两个舍友未来3个月的储备。
舞会仍在继续,王婧宜当时感觉,“和整个世界是脱轨的”。也在这天,她接到了父母的电话,要求她尽快回国,在学业、回国感染风险和继续待在英国的风险之间反复权衡后,她决定回国。
但很快她发现,根本订不到票,直飞已经不可能,二转或三转的票,订上后航班总被取消。最后,通过她父亲认识的一个票务,终于买到一张辗转30个小时的机票,只需要中转两次,相比别人,已经足够幸运。她有个朋友,至今仍没有买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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