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经济刺激政策：中美最大的区别在哪？( 四 )
其次 ， 众所周知 ，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冲击 ， 尤其值得担心的是各个受重创领域中的中小企业 ， 但问题在于 ，
商业银行体系天生就是歧视中小企业的 。
在经济放缓、市场动荡、风险偏好上升的情况下 ， 商业银行宁愿把钱囤积在自己手中 ， 也未必愿意向中小企业新增贷款 。
因此 ， 具有转移支付功能的财政政策才能发挥更直接的作用 。 例如 ， 针对受损企业进行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提供更多的补贴 ， 甚至通过财政贴息直接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等 。
同时 ， 更偏向于财政政策 ， 是因为我们应该吸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后政策应对上的经验教训 。 2008年 ， 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应对 ， 尽管这使得中国经济在2010年出现了V型反弹 ， 然而2011年起 ， 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持续下行 ， 与此同时 ，
为了消化四万亿财政刺激与巨额银行信贷产生的副作用（产能过剩、高房价与地方高企） ，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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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6年年底到现在 ， 中国政府采取“去杠杆、控风险、强监管”等措施才将不断上升的中国金融体系潜在风险大致控制住 ， 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消化远未完成 。 如果现在再来一次货币与信贷的强刺激 ， 我们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努力是否会面临功亏一篑的危险？
换言之 ， 在当前进行决策之时 ， 中国政府尤其应注意把握好短期稳增长与中期控风险的平衡 。
我并不是在反对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 ， 甚至期望 ， 今年中央财政赤字占GDP比率能够上调至少5%以上 ， 中央政府可以发行较大规模的抗疫特别国债 ， 地方专项债发债规模可以提高至3万亿-4万亿元（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定调政策方向） ，
中国政府应该进行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与转移支付 。
“补短板”式的传统基建与新基建也应该发力 ， 但更应考虑在建项目尽快复工与已审批项目尽快投产 ， 而非短期内仓促上马大量新项目（2008年危机后的教训仍历历在目） 。
中国目前的国情意味着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要低于全球 ， 在这种情况下 ， 没有必要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亦步亦趋 。
因此 ， 货币政策不是说不要宽松 ， 而是不要那么快地宽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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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相比 ， 我们的货币总量已经严重超出了经济总量 。
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不到100万亿 ， 但是货币总量是200万亿 ， 这种超限就预示着未来存在特别大的风险 ，
所以央行的政策和离岸上的操作就有很大的差别 ， 甚至背道而驰 。
*小巴注：中美两国货币总量指标口径不同 ， 不能简单对比 。
上一周 ， 在岸价格 ， 美元和人民币共同贬值 ， 美元贬值比人民币严重 ， 而离岸是倒挂 ， 美元在贬值 ， 人民币在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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