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名叫新生的路( 三 )
其实是一个个可以选择不坚强的普通人”
从2月中旬开始 ， 各支援汉医疗队开始陆续配置了专门的精神科医生 。 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名精神科医生来到武汉 ， 他们的任务 ， 重点在保障医护人员 。
在直面生死的一线 ， 医护人员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钟鸣医生 ， 已经在金银潭医院奋战超过两个月 。 私下里 ， 同事给他起的外号是“ECMO大神” ， 似乎他总能创造奇迹 。 但钟鸣坦言 ， “这次真的不一样” 。
与以往很多转入重症病房就处在深度昏迷状态的病人不同 ， 钟鸣曾经遇到一位患者 ， 他刚跟患者说 ， “如果你再好一点我就要把你转出院了” ， 但第二天却得知这名患者病情突然加重不幸去世 。 “当一个非常鲜活的人 ， 在跟你有很多交流互动之后 ， 突然不好了 ， 给人的冲击是很大的” 。
不过 ， 根据多家武汉心理热线的反馈 ， 几乎没有医护人员拨打心理热线 。
王振告诉采访人员 ， 只有当出现了严重失眠的情况下 ， 他们才会想起求助精神科同事 。 “多数只是希望开点帮助睡眠的药” 。
“前期他们陷在高负荷的工作中 ， 无暇‘舔舐伤口’ 。 ”王振说 ， 医护人员身上的白衣 ， 并不是心里的铠甲 ， 一些创伤如果没有经过及时的疗愈也存在隐患 。 这或许是许多医护人员离英雄这个词最近的一次 ， 但“英雄的斗篷下面 ， 其实是一个个可以选择不坚强的普通人” 。
“创伤总是先于语言的” 。 王振和他的团队在开展谈话治疗的过程发现 ，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清晰地描述自己所经历的事件 。 “因为创伤将人们逼到了理解能力的边缘” ， 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做出情绪化的表达 。 或者 ， 干脆保持沉默 。
医务人员也不例外 。
王振说 ， “很多人只是不允许自己不坚强” 。 要读懂每一句“我没事”里的“有事” ，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这需要技巧 ， 更需要信任 。 ”
3月7日 ， 在金银潭医院的小花园里 ， 王振和队友们为女医护人员开了一场“巴林特小组”心理叙事分享会 。 王振告诉采访人员 ， “护士居多 ， 也有少数医生 ， 他们都不是主动来的 ， 感觉像是为了完成任务才来的 。 ”
“但来了之后就有效果” 。 在精神科医生引导下 ， 队友们逐渐打开了心里的锁 。
一位本地的医护人员说 ， 在早期一床难求的环境下 ， 医护人员经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 。 “一位朋友打电话说 ， 我的家人病了 ， 没床位 ， 你救救我吧 。 ”“实在没有床位 ， 你告诉我在家里应该怎么办？”
王振能感受到这名医护人员的无奈 ， “一个电话、两个电话、三个电话……后来她甚至不敢再接电话 ， 直接把手机放在家里” ， 因为“每一次电话都是一次心痛 ， 每一次电话都是一次创伤” 。
这些从来没跟人分享过的压力在表达之后得到了宣泄 。 逐渐地 ， 不少医护人员开始主动寻求精神科医生的心理支持 。 “宣泄之后的舒畅感是一个好的开始” 。 王振说 。
王振建议 ， 为医护人员配置相应数量的精神科医生应当成为突发应急事件的标配 。 理想状态下 ， 应当按照1：10或者1:20的比例配置 。 “但现在显然是难以实现的 。 ”
武汉本地医护人员和各地援（鄂）汉医疗队队员 ， 总数超过七万 ， 而援（鄂）汉精神科医生约400多名 ， 比例尚不足1:100 。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说 ， 目前我国大约有3万多名精神科医生 ， 相比发达国家人均精神科医生数仍存在较大差距 。 与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不同 ， 赶赴前线的精神科医生原本应当主要承担医护人员心理的保障工作 ， 但实际情况是 ， 精神科医生还需要承担大量原本并非他们职能范围之内的任务 。 “不是他们不能对普通患者做心理咨询 ， 是他们原本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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