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文郎中』北魏均田制与高丽王朝田柴科制的比较


均田制
均田制始于十六国时期南下的少数民族群体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 。 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一样 , 拓跋氏早期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 。 但是在进入中原、与先进的汉文化接触 , 并有了建国经验之后(公元315年拓跋什翼犍曾建立代国) , 拓跋氏逐渐改变了生活方式 , 开始向农耕民族转变 。

『司文郎中』北魏均田制与高丽王朝田柴科制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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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嘎仙洞遗址 , 是北魏拓跋氏先祖所住的石室
归根到底 , 均田制是一种发展农业经济的制度 , 因此拓跋氏农耕民族化是实行均田制必不可少的前提 。 到孝文帝时期 , 受汉人冯太后影响 , 孝文帝的汉化程度和对汉族文化的向往进一步加深 。 据《资治通鉴·晋纪》记载 , 孝文帝曾“劝课农桑 , 宽刑省赋” , 言行已经完全变成一个农耕帝国皇帝 。
但是 , 除统治者(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之外 , 催生均田制的最现实的原因 , 就是北魏严峻的社会矛盾 。
北魏国内 , 各支势力矛盾尖锐 , 进而演化为了一次次政治清算(如国史之狱)和武装冲突甚至战争(如北魏与柔然的战争) 。 动荡不安的环境给普通民众带来的是土地荒芜、食不果腹和流离失所 , 就像李安世对孝文帝上书中说的那样:窃见州郡之民 , 或因年俭流移 , 弃卖田宅 , 漂居异乡 , 事涉数世 。 三长既立 , 始返旧墟 , 庐井荒毁 , 桑榆改植 。
流民不利于生产和社会稳定 , 是封建王朝的主要威胁之一 。 据记载 , 李安世的上书就是孝文帝实行均田制的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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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北魏孝文帝》中孝文帝拓跋宏形象
均田制所授之田分为露田、桑田和麻田 , 其授还方法各不相同 , 但都是由朝廷授予或收回 , 其中露田和麻田不得买卖 , 桑田可以有限制的买卖 。 限制土地买卖是古代皇帝对抗土地兼并和大贵族的主要手段 , 这也正好印证了《魏书·李安世列传》中“高祖深纳之 , 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的记载 。
当然 , 田不是白授的 。 农民在受田的同时 , 还是服一定的徭役 。 由于有了固定土地 , 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 , 有了温饱之后不再流浪 , 社会治安大为好转 , 同时也为统治者更方便地征用劳动力提供了条件 。
与均田制相比 , 高丽王朝的土地制度经历了从战时到建国初期再到统治稳固时期的转变 , 换言之 , 田柴科制的形成比均田制更加缓慢 , 其形成背景和均田制有异有同 。

『司文郎中』北魏均田制与高丽王朝田柴科制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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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文郎中』北魏均田制与高丽王朝田柴科制的比较】北魏伎乐俑田柴科制
这里说的高丽王朝 , 是指王建建立的王氏高丽 , 和新罗贵族弓裔建立的高丽(后改名摩震 , 也叫后高句丽)不是同一个“高丽” 。 新罗王朝和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统一王朝一样 , 在其国祚末年处于内忧外患、统治阶级无能、起义频发、政权摇摇欲坠的局面 。
新罗末年被称为后三国时代 , 高丽、后高句丽和后百济并立 。 经过多年征战 , 高丽先后吞并后高句丽、新罗和后百济 , 于公元936年统一朝鲜半岛 。 然而 , 征战需要收买人心 , 初次统一天下更需要公侯贵族支持 。 因此从角逐后三国时代起 , 王建就开始了土地制度的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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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首先实行的是禄邑制 , 一统朝鲜后不久又转而实行役分田制 , 二者的异同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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