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人大法学院教授：民法典编纂以“不变”和“变”回应中国之问：访人大法学院教授：民法典编纂以“不变”和“变”回应中国之问
民法典编纂以“不变”和“变”回应中国之问 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轶
□ 本报采访人员朱宁宁
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 。2020年，民法典有望正式出台，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典化的法律 。
法律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必然反映着最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编纂民法典，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形成一部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体现时代特点、凝聚民族精神的法典 。和我国现行的民事基本法和单行民事法律相比，即将出台的民法典中有哪些“变”与“不变”？这些“变”和“不变”之间是何种关系？近日，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轶接受《法制日报》采访人员采访，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 。
采访人员：您是此次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成员、秘书长，也是民法典物权编专项课题组牵头人之一 。作为全程参与的专家，回顾整个民法典的编纂过程，有哪些瞬间让您印象深刻？
王轶：2015年3月20日一定会载入史册 。这一天，新中国第五次民法典编纂正式启动 。时至今日，我都清晰地记得那一幕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第四会议室里，时任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宣布民法典编纂工作正式开始 。当时，坐在我身边的好几位与会前辈都说“今天是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日子”！也是在这一天，工作小组确定了“两步走”的工作策略，即先完成总则起草，其次是各分编编纂，最终完成整部民法典编纂 。
还有一个重要日子就是2019年12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对民法总则和经审议完善后的各分编草案合并形成完整的民法典草案进行了审议 。巧合的是，17年前的同一天，2002年12月23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条文总数为1209条的民法典草案进行了审议，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法典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也是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
民法典编纂以“不变”为原则“变”为例外
采访人员：相较于现行的民事基本法和单行民事法律，我们都很关心这次民法典编纂究竟哪里变了哪里不变 。该如何看待这种“变”与“不变”之间的关系呢？
王轶：这次民法典编纂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与时俱进、继往开来”，要在现有民事法制基础上根据共识的转变作出相应改变与调整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就不应作出改变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法律秩序的延续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不变”在其中发挥着“定海神针”的作用 。换言之，这次民法典编纂是以“不变”为原则、“变”为例外 。
对于民法典“变”与“不变”之间的关系，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说明中有一段话很好地进行了回答：“既尊重民事立法的历史延续性，又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我国现行民事法律大部分规则实际可行，为人民群众所熟悉和接受 。制定民法总则，必须深入总结这些法律的实施情况，对实践证明正确、可行的，予以继承，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对不适应现实情况的内容和制度进行修改补充，对社会生活迫切需要规范的事项作出创设性规定，增强法律的可执行性，并适度体现前瞻性 。”
四个价值判断决定民法典之“变”
采访人员：编纂民法典就是将民事权利法定化、具体化，很多问题都需要通过具体条文展示出来 。整个讨论过程中如何找到最大共识从而使编纂顺利地展开和推进？
王轶：民法典的“变”，需要从事实判断之“变”、价值判断之“变”、解释选择之“变”、立法技术之“变”去逐一考察 。
所谓事实判断，即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主要存在哪些类型冲突的利益关系？面对这些冲突的利益关系，要采用什么样的协调策略？究竟要实现什么样的协调目标？最终是否实现了最初设定的目标等等诸如此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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