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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金融研究院：美国与“深渊”擦肩而过，50年前( 二 )


事情还远没有结束 。 通货膨胀下 ， 工人通过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 进一步推高企业成本 ， 削弱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 为生存自救 ， 美国企业加速全球化布局 ， 加速国内制造业空心化 。
20世纪70年代 ， 美国大企业全球化加速 ， 通过境外投资设厂来享受当地劳动力红利 。 1967～1975年 ， 跨国企业境外投资额增长8倍 ， 其中 ， 美国五分之一的国内产能转移至境外 。 在此背景下 ， 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崛起 ， 中国大陆、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也相继迎来投资热潮 。
苏宁金融研究院：美国与“深渊”擦肩而过，5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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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应 ， 美国境内出现产业空心化迹象 ， 失业加剧 ， 中产阶层开始没落 ， 经济陷入增长停滞的怪圈 。
种种因素叠加 ， 滞涨犹如一个泥潭 ， 走出来举步维艰 。
将滞涨分为“通胀”和“停滞” 。 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 ， 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用货币紧缩对抗通胀 ， 顶着“无情”、“铁腕”之名 ， 终于把通胀制服；而对抗“停滞”则困难许多 ， 典型如日本失去的三十年 ， 期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统统无效 。 美国又是如何走出停滞的呢？
走出危机
长期滞涨下 ， 社会心态开始求变 。 滞涨阴霾下 ， 美国里根政府与英国撒切尔政府开出了相似的药方——激活企业活力 。 两国政府均向选民承诺：
“要把侵蚀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企业家动物精神的福利国家制度打回去 ， 回归19世纪的纯粹资本主义 ， 让英美两国重振雄风”（《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语） 。世事轮回 ， “20世纪30年代 ， 美国人求助政府 ， 希望政府能够带领他们走出市场不稳定的泥潭；20世纪80年代 ， 美国人转向企业家 ， 希望企业家能够拯救他们于政府对创新的扼杀之中 。 （格林斯潘语）”
事实上 ， 里根入主白宫之前 ， 他的前任卡特就曾在国情咨文中无奈地宣称：
“政府无法消除贫困 ， 无法提供富足的经济 ， 无法降低通货膨胀 ， 无法解救我们的城市 ， 也无法解决文盲问题或提供能源 。 ”激活企业活力 ， 精髓是缩减社会福利开支、降低税率 。 1981年和1986年 ， 里根政府推出两次税制改革 ， 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70%降至28%；资本利得税率从28%降至20%；企业所得税则从46%降至34% 。
事后看 ， 最高所得税率的大幅下调 ， 削减了累计税制的调节作用 ， 加剧收入不平等 ， 成为当下美国种种社会问题的根源 。 但在当时 ， 大幅减税计划 ， 激活了企业和人才的活力 ， 成为助推经济走出“停滞”的重要推力 。
减税之外 ， 里根政府还致力于削弱工会权力 ， 并持续放松经济管制 ， 被市场统称为“里根经济学” 。
同时 ， 20世纪80年代美国盛行的杠杆并购 ， 也在客观上刺激着企业活力 。 当时 ， 美国金融市场可为企业并购提供融资 ， 偿债资金来源于被并购企业的资产 。 举例来说 ， 我看中了一家企业 ， 但我没钱 ， 我向金融机构承诺 ， 只要借钱给我 ， 我把这家企业买下来 ， 会变卖企业资产用于偿债 。
这也意味着 ， 如果并购失败 ， 融资者根本无力还钱 。 所以 ， 这种高风险债券被称作垃圾债券（数据显示 ， 违约率超过20%） ， 但资本愿意买单 。 垃圾债券的红火催生了恶意并购市场 ， 而恶意并购的存在如饿狼般对优质企业虎视眈眈 ， 刺激企业提高活力、做大市值 ， 提高被并购门槛 。 20世纪90年代后 ， 垃圾债券被风险投资取代 ， 垃圾债券追逐成熟公司 ， 风险资本则专注初创企业 。 风险资本的盛行 ， 催生了美国互联网泡沫 ， 也奠定了美国在信息时代的领先地位 。
在一系列措施中 ， 普遍认为点睛之笔来自“广场协议” 。 1985年 ， 美、日、德达成协议 ， 美元对日元、德国马克贬值 ， 美国产品出口竞争力大增 ， 制造业收获起死回生之效 。
广场协议只是暂解美国经济一时之急 ， 不过蝴蝶效应下 ， 事后引发的连锁反应让人唏嘘 。 日本自广场协议之后 ， 经济加速泡沫化 ， 并最终迎来失去的三十年 。 很多观察者事后总结 ， 美国通过广场协议割了日本的韭菜 ， 从根本上打垮了美国企业最大的竞争对手——日本企业 。 一味的阴谋论并不可取 ， 但的确也是“我不杀伯仁 ， 伯仁却因我而死” 。
苏宁金融研究院：美国与“深渊”擦肩而过，5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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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措施下 ， 美国成功走出滞涨 ， 重新迎来商业发展的黄金期 。 1980-2000年 ， 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从最低759点涨至11497点 ， 增长14倍 。 在这个过程中 ， 美国经济也成功完成了升级迭代 ， 微软和苹果替代福特和通用 ， 成为新经济的代表 。
复苏之路
回到当前 。 面对新冠疫情冲击 ， 各国均第一时间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 。 某种意义上 ， 危机之下的刺激政策就像新冠重症患者的呼吸机 ， 可以救急、救命 ， 但患者康复 ， 最终要靠自身免疫力 。 滞涨的历史告诉我们 ， 微观企业的活力 ， 就是宏观经济的免疫力 。
疫情期间 ， 要救人、救企业 ， 活着就好；疫情之后 ， 大病初愈 ， 复苏依赖创新与活力 。 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 ， 创造性破坏才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主要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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