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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时报』滕泰：中国救助与刺激规模应不低于10万亿( 三 )


在救助和刺激的分工方面 ， 经济救助政策应以受短期冲击大而长期刺激无效的部门 ， 比如出口部门、传统制造业部门 ， 对这些领域只能救助 ， 帮他们渡过难关 ， 而不能刺激 ， 否则必然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 。 对于消费、服务业、新经济则可以采用更多的扶持和刺激办法 ， 以培育长期增长动力 。
在涉及投资项目选择上 ， 不管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 ， 都应该根据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 只要有需要就可以实事求是地扩大投资 。 当然如果能够选择类似于智慧城市方面投资乘数大、不带来长期结构性问题的领域 ， 效果更好 。
在财政资金来源上 ， 除了调高财政赤字率到3.5%、发行特别国债、扩大地方债之外 ， 还可以要求烟草、金融等行业坐拥巨额现金流的国企大比例现金分红 ， 可筹集2万亿元非税财政收入；还可以转让10%国有股权给社保基金并相应减免企业社保缴费2万亿元；还可以将部分国有房产资产证券化 ， 将闲置的住房公积金全部发还给个人 ， 甚至暂停部分一带一路项目资金支援国内救助计划 ， 等等 。
第二 ， 货币政策要摆脱舆论包袱 ， 尽快降息 ， 继续全面降准 。
相对于欧美而言 ， 虽然中国货币宽松的空间和降息空间都很大 ， 但是由于货币决策部门背着“货币是否流向实体经济”、“是否大水漫灌”等各种实践、理论和舆论“包袱” ， 在这次全球降息中独自缺席 ， 货币流动性释放力度也相对较少 。 事实上 ， 面临如此严峻的经济“短萧条” ， 货币政策毫无疑问应该执行逆周期调控的本位工作 ， 果断大幅降准、降息 ， 而不应该自缚手脚于“货币流向微观机制改革”、“房地产调控”等多年不曾实现的“理想” 。
中国多年的实践证明 ， 企图短期从金融体制上改变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相对于国企、大企业的融资劣势是不现实的；把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货币流动性割裂和对立起来也是不正确的；以“经济下行过程中企业信贷需求不强”为理由而长期不放松货币 ， 任由实际的结构性货币紧缩造成经济下行 ， 经济下行再造成企业信贷需求减少……然后得出“经济下行永远不需要放松货币”的错误结论 ， 更是荒唐 。
既然多年执行结构性紧缩、探索“滴灌”的理想不达预期 ， 那么就应该面对现实：根据“大河有水小河满 ， 大河水少小河干”的货币流向规律 ， 只有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 普遍降息、全面宽松才能真正解决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等的融资难问题 ， 并有利于降低实际利率 ， 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 。
第三 ， 尽快按下“重启”键 ， 放松供给和需求约束 。
由于前期疫情防控最严厉 ， 所以一季度中国经济受冲击最大 ， 但是如果短期防控已基本收尾以后却不敢放松防控 ， 那么中国经济不但受冲击大 ， 且所受冲击时间也将最长 。
截至4月5日 ， 在全国出现确证病例的337个城市中 ， 已经有317个城市实现了现有确诊病例“清零” ， 占比94% 。 以上大部分疫情“清零”的城市 ， 包括上千个从未出现过疫情的中小城市 ， 仍然以远高于实际需要的标准在进行疫情防控 。 过度防控对于社会人群所造成的心理阴影和精神压力严重影响了整体复产复工效率 ， 经济重启难度很大 。
如果一定要等到所付出的代价上升到不可承受 ， 大量企业倒闭 ， 千万人员失业 ， 社会心理的天平再次倾斜之后 ， 再逐步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 很多经济伤害和损失恐怕已难以挽回 。 因此对于那些疫情多日“清零”地区 ， 除了保持防止境外输入的重点工作 ， 以及保留戴口罩这样既社会成本低又无碍经济复苏的防控措施之外 ， 对于那些不必要的出入管控 ， 不必要的异地人员隔离措施、以及一些要求企业复工所必须报备并出具的承诺书等措施都应该尽快取消 。
几十年的改革历史表明 ， 中国的很多行业的不合理的行政管制政策 ， 大部分都是“短期供给约束长期化”的产物 。 此次为了防控疫情所形成的很多“供给约束”原本都是权宜之策 ， 疫情受控以后应该及时取消 。 不仅如此 ， 还应该趁机全面减少各行各业行政计划手段对市场的干预 ， 消除计划经济遗留的“沙砾” ， 进一步放松对生产要素、对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约束 ， 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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