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我在武汉,封城76天( 三 )


我在病区 , 重症的病人会突然问一句:“姑娘 , 你说我们治不治得好?”我常说:“马上就会好了 , 你再坚持一下就好了 。 ”其实就是打个马虎眼 。 有的病人做很多次CT , 在用药的情况下 , 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 。 开始的时候 , 他们说急诊里面的那些病人 , 都是那种大号、可以拖好多具尸体的殡仪车来拖的时候 , 我就非常难过 。
到了2月中上旬 , 我真的看不到什么希望了 。 而且我因为在医院工作这件事情跟朋友吵起来 。 当时他在群里说朋友买了天价药、医生不给他打针 , 其实就是造谣 。 我看不下去 , 跟他理论 。
他说了我一句:你现在说这么多 , 还不是因为我们在家里玩 , 你要上班心里不舒服 , 你还不就是为了医院发的那几个钱 。
最后一件事是李文亮医生去世 。 当时我轮转的时候在耳鼻喉科 , 他在眼科 。 我们就在他办公室隔壁 。 有时候开晨会 , 两个科医生串门 , 我就见过他 。
他去世 , 对我们每个人的打击都很大 。 除了难过 , 还有对这个未知病毒的恐惧 。 当时都说年纪大、有基础疾病的人死亡率会比较高 , 但是李文亮很年轻 , 也没有合并的基础疾病 , 他怎么会去世呢?
所以 , 我后悔过这个决定 。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 另一方面我经历的事情 , 让我觉得自己的付出好像不值得 。
现在回头看 , 我们熬过来了 。 现在 , 我不后悔这个决定 。 就那么一两天 , 只有那么一下子是后悔的 。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后悔了 。
我上一次回家已经是去年12月了 , 等武汉开城了 , 我想回家看看爸妈 。 经过这件事 , 除了珍惜当下之外 , 我还想更努力一点 , 去成为一个更有能力应对灾难的人 。
武汉@我在武汉,封城7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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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三 , 我跟我的编辑说 , 我不要呆在后方了 , 我要去武汉 。
我所在的医疗垂直机构是关注医疗行业报道的 , 1月20号左右 , 我们团队组织起一个突发报道小组 , 决定过年期间要坚守住临时报道阵线 , 把关注重点从行业全面转移到武汉疫情的报道中去 。 报道组里 , 有的同事在跟进前线的疫情进展 , 有的关注患者动态 , 我负责的条线主要是写治疗 。
但很快 , 我在后方产生了一种很强的无力感 , 要写治疗 , 可你并不清楚它到底是怎么治的 , 你很困惑当时为什么死亡率那么高 , 网上到处都是零散的报道和零碎的文字 , 信息太多 , 无效信息也就更多 。
我想找医生 , 可那时候去前线支援的医生很少 , 在前线的医生也都非常非常忙 , 几乎一整天都在病房里 , 非常辛苦 , 没有时间做电话采访 , 我也不忍心打扰他们 。
我觉得我应该去现场看看 , 直接找医生 , 了解他们前线正在治疗的情况 , 这是我一直以来做新闻的原则——尽快地抵达新闻现场 。 所以大年初三我就主动跟编辑说 , 我不要待在后方了 。
决定做完 , 我其实挺害怕的 。 当时我在老家 , 天气特别冷 , 出发的前三天我躺在床上不想下床 , 我脑海里一直在想三件事:我去的风险 , 我去了出行该怎么办?我如果被感染了怎么办?同时 , 家人也很不放心 , 面色非常凝重 , 所有的亲戚都打电话劝我不要去 。 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 , 我还在哭 , 差点都不想去了 。
当时我手上是没有物资的 , 老家那边的口罩、酒精、消毒液全都卖完了 , 我去所有的超市都买不到 。 我妈妈一边帮我全城搜罗防护物品 , 一边劝我 , 你看买不到 , 你怎么能徒手去呢?我知道 , 她一边想尽力展现一个好母亲的状态 , 尽力地帮我准备 , 另一方面她告诉我这个物资缺乏的残酷现实 , 想让我退缩 。
后来我把家里仅有的、我妈买的三瓶酒精、洗手液和几个口罩带走了 , 防护服是同事找人帮我从上海寄了最后的三套过来 , 防止我到了武汉什么都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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