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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专访|WHO驻地艺术团体“爆炸理论”：重启公共与私人记忆( 二 )

「艺术评论」专访|WHO驻地艺术团体“爆炸理论”：重启公共与私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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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17位病例的集群》图：BlastTheory澎湃新闻：战略卫生行动中心在世界卫生组织是什么地位？它是一个信息和决策中心吗 ， 还是只是信息中心呢？麦特·亚当斯：信息搜集也在其他地方进行 。 世界卫生组织每个月会评估从全球各地收到的五十万个信号 。 在战略卫生行动中心 ， 每天早上九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深团队都会会面并评估全球疾病暴发的状态并决定他们的行动 。 国家专家、疾病专家、通信专家和科学家都运用他们的知识来决定下一个24小时的行动计划 。 澎湃新闻：这些专家是由世界卫生组织雇佣的吗？还是来自其全球合作网络呢？麦特·亚当斯：他们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员工 ， 但是很多人都会在组织内外循环 。 所以他们会驻在日内瓦的总部 ， 但也会在实地工作 。 很多人都有在一线工作的第一手经验 。 比如说 ， 一位资深团队的成员曾参与建造抵御埃博拉的医院 。 所以他们都受雇于世界卫生组织 ， 但是也有来自疾病防治一线的丰富经验 。 澎湃新闻：因为你采访了参与抵御埃博拉和非典的专家 ， 但最终的作品只是跟非典有关 ， 而且是香港地区 ， 那么你是如何决定制作这件作品的呢？麦特·亚当斯：我们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图书馆待了很长时间来探索那里的材料 。 我们发现了在非典爆发后完成的工作 ， 有的发生在数月后 ， 有的在数年后 。 人们在观察在一位中国香港医生从大陆去香港探亲的这一关键时刻发生了什么 。 他当时可能正在治疗感染非典的病人 ， 同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也被感染了 。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微观角度 ， 有非常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 在一个晚上 ， 一个酒店你能观察到疾病的传播过程 ， 但是你也能在这背后看到流行病学家是如何工作的 。 所以这是另一件让我们对那个晚上如此痴迷的事 ， 当时当然没有人知道那个酒店里发生了什么事 ， 但时过境迁人们越来越留意那个夜晚 ， 以此来获取信息 ， 理解那里发生了什么 。 所以这就像是一个侦探的推理过程：你回顾过去 ， 试图理解并推断发生了什么事 。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微观例子 。 同时其具备的元素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 例如当我们在对旁边房间里的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入住无名酒店房间的时候 。 你可能一个人都不会看见 ， 你移步到走廊、走进房间、睡觉、出门然后离开 。 这种非常直接的情形让我们很容易就能感同身受 。 我们所有人都有过入住相对无名的酒店的时候 ， 而它们也是你可能感染上疾病的地方 。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人们很容易理解的情形 。 「艺术评论」专访|WHO驻地艺术团体“爆炸理论”：重启公共与私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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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17位病例的集群》图：BlastTheory澎湃新闻：是的 。 你亲自去这个酒店做建模的研究了吗？麦特·亚当斯：没有 。 酒店当然对此讳莫若深 。 他们给酒店改名了 ， 并且潜心隐藏这段历史 。 他们不想这段历史被讲述 。 澎湃新闻：我还想知道你们的方法论 。 除了表现科学是如何运作之外 ， 你使用艺术语言、工具编织了其他叙事吗？麦特·亚当斯：是的 。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给这个故事添加一些虚构的元素 。 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们自己对这段历史的不确定 。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并没有直接再现这段历史 ， 因为它在某些方面也是不为人知的 。 对事件的主观化叙事也是非常重要的 。 这就是为什么虚构的故事一直在强调 ， 它是一种对事件更诗性的回应 。 它是另一种叙事 。 澎湃新闻：但这是建立在准确报告之上的合理虚构吗？还是你把虚实搅在一起让它们“爆炸”呢？麦特·亚当斯：这个虚构在已知的事实中是合理的 。 我们知道有17个人 。 我们知道他们去哪 ， 在哪感染了疾病 。 有的人离开香港之后去了新加坡、越南和美国 。 所以我们知道非典是如何传播的 。 事实上 ， 有一个非典的研究聚焦在这些人搭乘的航空座位布局上 ， 以便了解他们是否感染了飞机上邻座的人 。 所以我们的故事是可能的 ， 但它无疑是虚构的 。 澎湃新闻：对你来说 ， 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最特别的部分是什么？麦特·亚当斯：我对他们轮廓分明、事无巨细的工作感到很惊讶 。 直到亲自看到我才明白 ， 为了探明疫病的传播 ， 个体的案例或小型的情况能被倾注多么仔细的注意力 。 所以我认为对于像2019冠状病毒病这种庞大的事件 ， 人们会在区域和国家层面进行研究 ， 却不曾想人们也在看一条条街道上个体的房屋 。 事实上 ， 这就是一直在开展的工作的一部分 。 这真的是很有力的经验 。 并且某种程度上 ， 我认为我们决定关注这个特定的案例也是因为它反映了这一点 。 澎湃新闻：对于个体的案例而言 ， 其中会有隐私的隐忧吗？麦特·亚当斯：是的 。 有一个案例 ， 她是离开香港的其中一个人 ， 飞回了家 。 她感染了几位家庭成员 ， 最终只有她一个人活了下来 。 当时围绕这个案例有很多新闻报道 。 我们想过把这个案例合并 ， 但后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涉及隐私的案例 。 这也是我们选择虚构叙事的另一个原因 。 当时的报道很多 ， 但我们觉得如果不直接取得当事人的许可 ， 在十几年后再次涉及这个故事可能不太公平 。 从1918年大流感至今：纪念与社会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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