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限塑令:越限越多的塑料污染“死结”」新限塑令:越限越多的塑料污染“死结”
新限塑令:越限越多的塑料污染“死结”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人员/苏杰德
发于2020.4.13总第943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9年,平均每小时就有708万件快递发往全国 。国家邮政局3月27日发布的《2019年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显示,全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35.2亿件,日均快件处理量超1.7亿件 。
随着居民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塑料垃圾的战场已经逐渐转移到互联网,电商、快递和外卖行业成为了主战场 。为解决这些难题,2020年1月19日,国家发改委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该项新政也被称为“新限塑令”,以区别于2008年推出的“限塑令” 。
据央视财经报道,旧版限塑令执行的八年中,全国主要商品零售场所使用的塑料购物袋,共节约了700亿个左右,平均计算下来每年节约87.5亿个 。但是,仅2015年,全国快递行业消耗塑料袋约147亿个,国内三大外卖平台一年至少消耗73亿个塑料包装,增量远超减量 。
塑料越限越多,成为一个难解的“死结” 。
屡败屡战
改革开放至今,限塑令前后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政策执行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争议 。
1986年,铁路上首次使用塑料快餐盒,因为便利性和价格低廉等特点而受到青睐 。但大量的白色餐盒被丢弃于铁路沿线,带来了严重的“白色污染” 。2001年,原国家经贸委发布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停止生产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这是限塑令的最早版本 。
不过,如何对待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政策后来出现过摇摆 。2013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将其从淘汰类目录中删除,一次性发泡餐具重新合法化 。不过,今年的新限塑令又再次将其拉入黑名单 。
禁止、松绑政策交替,容易导致限塑效果反弹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邓义祥此前撰文称:“由于塑料垃圾管理的问题十分复杂,有关塑料管理的相关法规需要反复论证,出台需要十分慎重,尽可能避免前后不一致的问题 。”
声势浩大的全民限塑运动,出现在2007年后 。200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次年5月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及工商总局公布《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这两项专项文件被人们称为“限塑令” 。限塑令中,最为重要的政策有两条:一是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即日常所说的超薄塑料购物袋;二是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 。
但限塑令执行十余年,效果如何,一直是争议的焦点 。“旧版新塑令有点按下葫芦起了瓢的感觉”,零废弃联盟政策主任谢新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限塑令只局限在能提能拎的塑料袋,而超市的塑料托盘、塑料膜、平口袋仍然可以随便使用 。特别是在很多超市,盛装散称商品的连卷平口塑料袋泛滥成灾,被毫无节制地使用,甚至被很多人成卷地带回家 。有学者称,这引发了“一定的道德危机,部分消费者在购物时趁机大量撕取免费供应的塑料包装袋,以此来代替有偿使用的塑料购物袋 。”
零废弃联盟由全国多家公益组织和公众代表共同发起,致力于推动解决垃圾处理问题 。团队在工作中发现,政策推行后,大型超市和连锁店执行效果较好,但集贸市场仍是一次性塑料袋使用的重灾区 。过去12年,各地执法部门每隔一段时间就针对集贸市场开展治理行动,但市场上的不合格塑料袋总是“春风吹又生” 。
“2016年,我们调查发现很少有集贸市场使用达标塑料袋,当时还提出哪个环保组织能把一个集贸市场从不达标转成达标,将给予1万元奖励 。”限塑联合调查组发起人姚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没有人敢接下这个任务,都认为不可能完成 。
经过四年努力,姚佳和志愿者们调查了全国700多个集贸市场,推动100多个市场使用达标塑料袋,同时塑料袋减量相当可观,估算能节省6000万个塑料袋 。不过,姚佳团队调查覆盖的范围,相比整个中国的集贸市场数量而言,只是沧海一粟 。以上海市为例,全市就有菜市场989家,微型菜场上千家 。
“中国有这么多的商店、农贸市场、餐饮店、流动摊贩等,环境监管部门要想对塑料袋使用实施有效监管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 。更何况,一些经营者为了招揽顾客,屡屡玩猫捉老鼠的把戏,明着使用收费塑料袋应付检查,暗地里却免费提供不合格塑料袋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贸易谈判学院讲师杨立民撰文称,集贸市场等场所存在执法监管不能的问题 。
“政府部门的责任规定不清,例如环保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农业农村部门、住建部门等在塑料垃圾管理的职责没有清楚的划分,导致监管责任难以落实 。”邓义祥认为,过去相关规定过于抽象,多为原则性的规定,对违反规定的行为惩罚措施较少,不易在实际中执行 。
禁止超薄塑料购物袋的政策目标没有完全实现,有偿使用塑料袋也出现了走样 。在不少媒体的报道中,在初期,超市商场等塑料袋使用量确实出现锐减,但过了一段时间,当消费者对两三毛钱的“收费杠杆”渐渐麻木之后,塑料袋的使用量又开始大量反弹 。“限塑令”成为现实的“卖塑令”,商场通过销售获得了可观收益,成为最大获益方 。治理成本转嫁给环境,却没有促进塑料袋绿色生产、销售和回收体系的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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